“晚清名臣”曾国藩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事业、家庭兼顾完美，做到了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笔者对曾国藩的为人为学仰慕已久，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家族的秘密——林乾讲曾国藩家训》新书甫一到手便放在床头，成为每晚必读之书。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超长假期，让宅在家中的我有时间读完了整本书。感觉这本书不仅是持家教子的智慧书，也是读书做人的必备书。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说：“我不相信孟子所说的人人可以为圣贤，但相信曾国藩所说的圣贤从平凡中做出。”正如梁任公所言，曾国藩并非圣贤，却能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治中兴”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曾国藩是农家子弟，他的《曾文正公家训》百余年来影响了梁启超、毛泽东等几代读书人，曾氏家族自他之后也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侯门望族，据统计，近两百年来，曾家在业界有名望的优秀人才共有240多人，绵延至曾氏第八代。他是如何从平凡走向伟大？曾氏后裔如何能历经百余年而不衰？在这本书中，作者林乾为我们做了揭示。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
作为“官场楷模”，曾国藩在世时，其家训就影响甚巨，去世后，更是广为流传。民国时期，大学和中学所用的修身课教材，很多来自曾国藩的家训。那时出版的《曾文正公家训》，也是作为修身课的必读教材。国学大师钱穆曾受这本书的影响至深，他在《人生十论》前言中说：“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那是十多年来时时指导我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一百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研究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本书作者林乾是一位清史专家，也是曾国藩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在书中，他将曾国藩的家训置于中国家族和家训文化的大谱系中进行审视，使全书具有了宏阔的历史视角。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这是曾国藩给九弟曾国荃家书中的一段话。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认为当官是偶然之事，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
曾国藩的这一想法不仅源于他的读书见识，也承袭于祖辈。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之家，祖父星冈公有副对联：“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即使在他中了翰林，祖父还亲自种菜收粪，并叮嘱曾的父亲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然点了翰林，我们家还是要种田吃饭，不能拖累他。因此，曾国藩希望子侄不要忘了祖辈的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一定要谨守“俭字”和“勤字”功夫。
在曾国藩与子侄、兄弟的家训中，谈得最多的就是读书。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他不仅督促子孙勤于读书，更是以身示范。他嗜书如命，终其一生保持书生本色，直到临终前还在读《理学宗传》。由于公务繁忙，他很少有安定的生活，难得有空闲读书，但他“舟次不废学”，读书学习不是在轿子里就是在船上。古今中外的官场显达中，能像曾国藩这样做到“终身不废学”的恐怕为数不多。咸丰十年，他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领湘军水路两军，可谓身兼数职、日理万机，但他把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晚上，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课子读书”，与儿子、儿媳一起，每晚必读两卷诗文，从不中断。桐城派名家方宗城对于曾国藩在百忙中仍然规定每天的读书任务十分不解，曾国藩答说：世间之事，为我们所不知、所不深知之事太多了。不读书，理不能明，心不能养，何以能知人，何以能应事？不学，就不能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前人在某件事上栽了跟头，如果你读过书就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曾国藩年轻时为了买书省吃俭用。道光年间，他进京赶考，用借来的钱买了《二十三史》。待他的儿子们长大后，家中的藏书已百倍于道光年间。他叮嘱儿子“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在读书中，他为自己也为后人寻找读书榜样。他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为了鞭策自己和更好地教育子弟，经过千挑万选，他从古代圣贤中选了32个代表人物，并让儿子曾纪泽画像，这就是《圣哲画像记》。他把这些人物的姓氏编成口诀，以便背诵：“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马（司马光），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这些圣哲都是千百年来各领域的杰出人物，他对每个人做出评点，让儿子画像，希望儿子在画像过程中能体会先贤的成就，以达到见贤思齐的作用。
笔者以为，少年读书求学，贵在寻找偶像。曾国藩此举不但为子孙们树立读书榜样，也是为后代开列经典必读书单，这32位圣贤不仅在古今历史上做出过经天纬地的成就，而且多为经史子集的著作者和大学问家，都有各自不朽的传世之作。曾国藩叮嘱后辈说：“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婺。”
曾国藩主张精读几部书，认为这样才能有所成就，有所建树。“余于《四书》《五经》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曾国藩对韩愈的文章推崇备至，“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韩愈）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別书也。”此外，还有《昭明文选》《通典》《说文解字》《孙子兵法》《读史方舆纪要》以及近代姚姬传所辑的《古文辞类纂》等七部书。他开出的书单并不多，但精而要。他所列的这些书单，也是自己所读的那些书，无非是希望儿子能“成吾之志”，将这些书“熟读而深思之”。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
曾国藩的“读经有一‘耐’字诀”，即“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他很推崇朱熹的读书法，认为读书跟煎药有相似之处：“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大火”即读书的涉猎面要宽，“慢火”则要细读专精。除了“耐”字，还需要“专”字。曾国藩认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曾国藩认为，除了读经史，还有诸子百家古今经典，汗牛充栋，无法穷尽，亦需要“专字诀”，即“当读一人专集，不当东翻西阅。”
关于读书和写作，曾国藩还指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同我们今日所说的阅读。“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将“看与读”用兵家战争作比喻：“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就像攻城略地，越多越好，读书如同守城，需要深沟壁垒，守住城池。至于曾国藩所说的“写”与“作”，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写作不同，古人的写作是分开的，“写”主要指书法，“作”则是作文章。古代读书人很在意写字是否漂亮，参加科举考试时，主考官的第一印象就是看字迹。至于作文章，就更关键了。古人做文章，争的就是下笔第一句。第一句就决定了整篇文章的格局与气势。
笔者以为，读书本无定法，只要各得其所。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摸索出了许多读书法，比如宋代朱熹的“煎药法”，曾国藩的“耐”字“专”字诀，今人金克木的“侦探法”。这些读书法各有各的绝招，为现代人阅读经典提供了借鉴。
曾国藩的读书法很适用于他本人，他自认为“天资不敏”，因此做事不论大小，贵在“勤”字“恒”字。他在一篇名为《儒缓》的小文中，自嘲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即反应太慢。传说曾国藩早年温习《论语》，一日正在挑灯夜战，来了一个小偷，这位不速之客看到他正在读《论语》，一时不好下手，于是趴在梁上，想等他读完熟睡后再动手。谁知曾国藩翻来覆去就是背不下来，最后小偷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溜之大吉。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聪敏甚至还有些笨，他的成功靠的是勤学苦练，他有句名言：“唯以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就是靠“恒”字“勤”字，坚持不懈，屡败屡战，最后终于打败太平军，成就了“同治中兴”的伟业。
《中国教育报》2020年02月24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