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著名中国画家方增先先生于今日（2019年12月3日）19时36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本刊曾刊发对他的专访，详聊有关“艺术与生活”的种种，在此发布于微信公众号，以志怀念。
1931年，方增先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西塘下村。1949年入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3年转入本院创办的研究生班，1955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1985年任上海美术馆馆长；1991年被美国传记研究院授予该院终身董事和国际顾问；1993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受聘为上海大学讲席教授；1998年受聘为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1999年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2009年担任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
《粒粒皆辛苦》
《说红书》
《母亲》
《雪域高阳》
夏初，方增先老师家的大院草木葱茏，蛱蝶翩飞。池子里鱼儿悠悠，莲花灼灼，黑背大狗“泰戈尔”王者般倚在木门边上。
我进客厅等待，坐在方老师自己设计的鸡翅木大桌边，这张桌子并不横平竖直，有着简洁巧妙的现代西式造型，却用最传统最中国的榫卯结构件做装饰。一抬眼看见对面有大束娇艳的玫瑰和百合，竟插在古旧的夔纹青铜器上，感觉十分奇特。
回头却有更奇异的一幕，只见方老师拄着拐杖，笑眯眯地从门外进来，居然在大热天穿着一条丝绒棉裤！
方：你看到我肯定觉得怪吧，大热天穿着厚厚的棉裤。
胡：是啊，方老师，这么挥汗如雨的日子您这般装束，人家会想着您是不是练过功夫啊，哈哈。
方：前些年我开画展，《美术报》写了个报道，说看到我的时候，只见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在六月的初夏穿着毛衣，外面竟然还套着一件皮夹克！他们说这样的身体怎么能画画呢。其实我长年累月这样，习惯了。因为体质不是很好，一受冷就会引起关节疼痛，美术馆底楼的空调又开得很低，所以每次去，都要准备厚衣服。我在家的时候，每次走上阁楼去画画，拄着拐杖，一步一步，非常缓慢，人家看背影也会觉得怪。其实一到楼上，到了平地，我就活动自如了，画画的时候腿不会疼，大概是在运动中的缘故。
其实我平时的动作一点不亚于年轻人。比如单脚抬起穿裤子，我从来不用人扶，也不用坐，都是站着穿的。美术馆的同事评价说馆里两个人走路跑步特别轻巧，一个是我们馆里拍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卢琪辉还经常讲我耳朵好，老远就知道某某人来了。嗅觉也很好，现在还是这样，一走到外面，或者走到某个房间，都会留意一下，任何环境都有一种特别的气味，因此气场也不同。
胡：画家大都感官灵敏，所以您一下子就找见了这么好的一位夫人。您和卢老师是同班同学吗？
方：说来话长。我刚进美院时，卢琪辉才十三岁。她是用姐姐的名字“卢莹辉”报考的，当时虚报了两岁，懵懵懂懂地，就进了学校。卢琪辉小时候身材细长，梳着粗粗的麻花辫，圆圆的脸蛋，十分清纯可爱。当时我十八岁，比她整整大了五岁，但个子比较小。又因为刚从农村出来，打扮比较土，穿一件紧身黑棉袄，上面一整排中式黑扣子，活像个武生一般。我知道自己和城里学生有距离，但也并不十分在意和关注，一心都扑在专业学习上了。
胡：也许缘分天注定吧。时空都是奇妙的东西。
方：是啊，后来土改去安徽寿县时，我和卢琪辉刚好分在一个组，一起深入各村做调研工作。卢琪辉很好动，做任何事不用命令就主动跑在前面。一到村子里，跟各种人打交道、了解情况，十分热心，我这个组长反而没起什么作用。回到杭州后，我们又在一个班级中学习。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的专业进步神速，成绩一下子窜到前面，成为了学习尖子，便担任起互助组组长，给其他学生做辅导员，经常辅导大家的作业，所以彼此更加熟悉了。
卢琪辉一直是个很天真的小姑娘，她从小喜爱运动，是学校的体操、排球、篮球运动员，充满热情和活力。二年级之后，她转到了雕塑系，因为年纪太小，就从一年级从头学起，要学五年。而我当时留在毕业班，这样两人就分开了。
胡：分分合合，多一些磨砺也许增进感情呢。
方：对。巧的是，1953年我毕业，两年后便作为助教到了彩墨画系，和几个青年教员一起，在教研工作室画画，刚好就在雕塑毕业班的隔壁。因为本来就是同学，印象也不错，我对雕塑也一直很有兴趣，就经常跑到隔壁班去看她。卢琪辉这时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眉眼出落得很漂亮，整体气质大方敦厚。大概是互有好感，接触多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便自然明朗化了。
胡：呵呵，很纯洁的感情。不知那时候方老师和卢老师是不是比现在的小青年更浪漫呢？
方：谈不上浪漫，都是自然而然的吧。早年，浙江美院的校址在平湖秋月那里，走出去就是诗情画意的公园，当时孤山等景区没有什么人，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散步。常去的有孤山、岳坟、白堤等。当时工会打造了两艘游湖的船，我可以要来钥匙，我们便经常乘船去玩。我会划船，看着两岸青山隐隐水迢迢，船就慢慢划到了小瀛洲，转个圈子再回来。
胡：真的很浪漫。画家骨子里都充满诗情画意的。方老师有没有做过别的什么让卢老师感动的事呢？
方：浙江美院期间，我看的书比较杂。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我一直对唐人笔记小说、《聊斋志异》等充满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文革以前，我曾应一本香港杂志的邀请，画过聊斋人物，其中关于香玉形象的一段，至今还记得：“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
受到这个聊斋故事启发，我找到一张卢琪辉坐在地上植草的照片，用剪刀四面镂空出人像。又去外面弄了朵漂亮的花，把剪好的人像放在花蕊中，重新拍照。洗出来的照片感觉很奇妙，卢琪辉像拇指姑娘一般，从花中盛放生长。我很兴奋地把得意之作跑去拿给她看，她自然十分惊异，心中充满了欢喜。
胡：太浪漫了。您和卢老师的相处，一直都这么美好顺利么？
方：矛盾也是有的，因为卢琪辉家在上海，她的父母希望她毕业后回到上海，我也不好阻拦。后来我常常到上海去看她。大概从农村出来的缘故，我不习惯花哨的那套，卢琪辉的父母开始有些不太满意，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发展，还应该具备活络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难能可贵的是，无论父母持何种态度，卢琪辉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也是我持之以恒的最大动力，因为我的自尊心极强，只要她表现出一些为难或动摇，我就不会强人所难。
1956年反右前后，我到上海中国画院住了四个月，跟她的父母有了进一步接触。她妈妈也慢慢看到了我的优点，觉得我为人十分诚信可靠，做事也很有韧劲和毅力，就没有再反对。她的父亲也觉得应该尊重女儿自己的想法。这样从1955年一直到1960年，她的父母感觉到我在事业上发展得不错，对我的为人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就允许了两人的婚事。
胡：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个人的生活跟预期的一样吗？
方：当时卢琪辉单位分了一间底楼的房子，在幸福村一带。也没有任何装修，就买了张床，买了个小方台子吃饭，好在我们对物质都十分淡然。后来浙江美院的学校搬到了农村，我每个月回上海一趟。如果是热天，就背着一挂咸肉回家，这是在农村的镇上买的。冬天就买一刀鲜肉，或买一整条猪腿，用报纸包好，一路带到上海。后来卢琪辉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做雕塑，回上海时，也带了北京的香肠回来，因为是首都，北京的供应好于上海，这也是好心的同行——靳尚谊的夫人赠送的。
胡：真是苦中有乐呢。那您和卢老师在斗室搞创作方便吗？
方：是有些施展不开。后来我便在上海莘庄的金城买了房子。《家乡板凳龙》就是在那里画的。我在浦江专门定做了单人沙发床，大概有一米宽，用猪皮做成，夏天就赤膊躺着休息。工作时把沙发移到边角，就可以空出整个墙面画画。这样一直住到搬到现在的百家花园之前。
胡：卢老师经常说您是他的老师呢，您对卢老师有什么具体指导吗？
方：在美院的时候，她经常让我帮她定泥稿。有时我会凭着感觉把泥稿调整扭动几度，形式感就突出了。我告诉她“抓大放小”，不要面面俱到，先把结构点找准。比如把重点的头、手表现好，有些部分可以虚化。卢琪辉觉得很有启发。她小时候画素描，觉得手的透视不好把握，我便分了几个大块面和大结构跟她一讲，她是一点就通的。我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因为问题再复杂，其基本原理和本质还是很简单的。
有一次刘开渠对卢琪辉说：“好的东西自己会发光”。卢琪辉理解为室外雕塑的一种光感和体积感。我也觉得刘先生描述的是一种“挤出来的形”，这就是所谓的“发光”。南瓜就比苹果更有体积感，有一种体积往外撑出来的感觉。
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觉得他确实十分伟大，他的作品是从石头中迸发出来的。而贝利尼的作品虽然细腻至极令人佩服，但缺乏一种体积与厚重感，比米开朗基罗缺少一种厚度和分量。正如时下有些认为轻薄漂亮就是美的审美观，其实是不对的，会把眼睛看坏。这其实就是“不发光”。
在观看评点她做雕塑的过程中，也带给我很多的启发。我发现中国画和油画、版画、雕塑都有奇妙的联系，如素描中的造型、版画中的平面、雕塑中的结构，在中国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雕塑和人物画的接近程度更甚于油画和版画。我的人物画其实和雕塑一样，都是按结构来画，从各个面寻找透视关系。比如“粒粒皆辛苦”，就是一种雕塑的构图方法。你看去掉背景的小车，其实就是一件雕塑的小稿啊。
胡：呵呵，看来您和卢老师是相互促进启发的。您能谈谈卢老师的具体作品么？
方：卢琪辉毕业之后，有个比较好的机遇。当时苏联专家来上海办培训班。两个苏联专家对她评价都很高，称赞她勇敢大胆、感觉好。卢琪辉受到鼓励之后有了信心，开始用功起来。毕业以后就做出了第一件作品《插秧》，是受现实主义雕塑启发的。1957年，也就是作品完成的第二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人民画报》等都刊登了这个作品。当时雕塑家潘鹤还专门写了文章，赞许她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
她后来又做了几个版本的“鲁迅”题材。比如“怒向刀丛觅小诗”，是在1981年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做。当时全国美展在北京召开，有两个雕像入选，其中一个就是卢琪辉的。后来，文联主席夏征农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这个雕塑照片刊登在文章当中。
1983年，我刚调到上海，就和卢琪辉一起去玉树。我一早起来去看藏族人背水，卢琪辉也带着速写本赶来。那时天还没大亮。山里的姑娘裹着披肩和皮袄出来背水，她们皮肤黝黑，赤着脚，就这么行走在雾蒙蒙的天地之间。卢琪辉后来凭着这种印象和感觉，回来做了《高原晨曦》，描绘的是把藏族姑娘水背在身上、马上站起的感觉，受到好评。
1987年，上海油雕院在北京办展览，选送优秀作品到美国参加“纽约当代油画展”。油雕院共选了四件。张充仁和吴慧敏各一件，卢琪辉有两件，即“八大山人”和“高原晨曦”。不过当时只运去了“八大山人”一件，“高原晨曦”因为太重没有运走，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
我跟她说人物创作上，找典型形象很重要。她做吴昌硕的雕像，我说你一定要去吴昌硕的家乡感受一下，不能找些照片就做了。后来她就去了吴昌硕的家乡安吉采风，吴先生的家属很支持，从箱子底里找出来很多照片和资料。又去了西泠印社看日本人为吴昌硕做的雕塑，她觉得这个雕塑有些洋化了。卢琪辉后来做出的吴昌硕半身像很是成功，一直摆放在吴昌硕纪念馆，还有一个由家属送到日本公园放置。
胡：卢老师雕塑作品的大感觉非常好，浑沦大气，她一路走过来也是成绩斐然呢。您最近好像刚完成一张大的创作，也是反响特别好？
方：我前面刚完成一张2米×9米的人物画，关于喇嘛祈福的主题，叫《晒佛节——祈福》，和《祭天》是一个系列的。“晒佛节”是西藏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当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把一张大约50米×100米的类似唐卡的布面大画从山顶斜坡上挂下来，底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顶礼膜拜，场面极其壮观。创作这幅画，我希望找到一种更强烈的视觉效果。因为文人画历来追求和谐优美，似乎没有给人一种强烈刺激的印象，像西方画所谓的“冲击力”。于是我便思考，水墨画能否达到有冲击力的壮美？
胡：您当时尝试画《闲看行路人》，也是为了这样一种思考和追求吧？
方：正是。当时我用积墨法去画，干笔、湿笔交叉组合，产生一种浑沦的感觉。画面从底部的透明色，到追加的每一层笔墨，都能体现出来，也就是从第一层到最后一层，各种笔法都能呈现，这样厚度才能体现。当时我跟靳尚谊说：我这张画可以和你们油画比，在浑厚度上，一点也不逊于油画。这幅画的题材是根据需要来的，呈现的味道是粗犷与苦涩的。因为每位画家的个性不同，追求的画面感也不一样，这种苦涩味的追求与对美好的追求是一致的。中国画说的“畅神”，过去是说诗意的畅神，我倒认为“苦涩”也是一种畅神，这和菜中放花椒、辣椒，吃苦瓜一样，都是多样的体验和美。
胡：您真是勤奋，每段时间都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呢。接下去您和卢老师还有什么大的创作计划吗？
方：有啊。我过去一直表现藏族人物，这次倒想画一个普通题材的大画，表现解放战争。卢琪辉正着手创作博古与其夫人的半身像。因为博古夫人就是我的表姨，就这么联系上了。
胡：呵呵，真巧。不过人的一生很有限，有时还真不够用啊。
方：是啊，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那么多的基础课要补，怎么办？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数十年来，也总是身不由己。老大徒伤悲是于事无益的，唯一可行的，是尽可能地抓紧。“借用恩怨在何许？一语不答重行行。”吴昌硕的这句诗，我一直都特别喜欢，那就努力再努力，做一个行行复行行的跋涉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