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将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叔本华的意见也算在内，就会发现，在19世纪头几十年中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它不再把爱情语义学当作是给定的或当作是某种认识来接受，而是试图将其当作一种三阶段的调控关联(Steuerungszusammenhang)来把握。在文学、小说、idéologie [意识形态](在此我们称之为语义学)的层面上，影响个体性情感塑造的引导性表象被固定下来。这些表象重又在某种“对于类的天赋的沉思”(Meditation des Genius der Gattung)中，调控着人们的生殖行为。关于再生产，也就是关于“下一代的组成”的决定，就在一种完全个体化的、获准自由然而又被暗中调控的选择程序中作出。自由和制度合而为一。恋爱者根据小说塑造了种种表象，然而表象的目的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此功能。不管它们以多么悖论、不受控制、难以捉摸的方式产生： 它们将配偶选择个体化，乃是为了在组合中培育人类种族，唯有透过此一功能，才能认识到所有甜蜜与伤痛，所有焦虑和困窘，所有狂热不羁的深层意义。
在此“意识形态”的语境中，18世纪的自然概念解体了。科学上可供研究的、在文明中被编码的质料(Materie)，取代了由自身规律而贯彻自身的力(Kraft)。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在数十年后出现的生物学感伤主义，蒲鲁东赋予了它不太清晰然而简明扼要的表述。爱情和婚姻的统一被预设为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人的再生产是这一安排的功能性目的，诸多理想参与到其实现过程中：“l’influence de l’idéal était nécessaire aux générations de l’humanité[理想的影响对于人的生殖是必需的]”，另：“l’amour est donc... la matière du mariage[爱情因而是……婚姻的质料]。”引导性差异因而就是：形式和质料以及理想和实在。因为在这个差异中人们无法决定赞成某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它就表述了基于性的爱情和婚姻的统一，而扬弃了所有早先的形式区分。浪漫主义历经了19世纪后半叶的自然主义和进化论潮流而存活下来——然而丧失了所有的深层张力，且形式上采取一种貌似严肃的幻觉主义(Illusionismus)，它总是旋即就会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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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 浪漫派就只是反抗庸常化，阻止爱情向所有人开放的最后一搏吗？或者执着于“伟大爱情”的代价必然是一种独特的犹豫难决，乃至伟大形式的丧失吗？无论如何，由于单个家庭分化而出，可信性的诸构成基础——它们让种种可能的革新变得神圣化——发生了推移。一个早已有之的动机是有情人寻求婚姻(小说则以结婚为结局)，该动机也只是现在才变得时兴。爱情和婚姻不可兼得的旧论点如今得掩藏起来了，小说结局并非生命结局。通过去掉所有显示威胁的要素，人们试图简化浪漫主义爱情的语义学。不仅是堂吉诃德、爱玛·包法利、于连·索雷尔这样的小说主人公，不，所有人都获得了可能，将自己提升到复制来的需要中去。某种小人物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必要时，它只需要消费书籍和电影就可以得到满足啦——“one of the few bright spots in a life normally bounded by the kitchen, the office and the grave [在通常束缚于厨房、办公室和坟墓的一生中不多的亮点之一]”。它易于理解，通过梦幻就能实现，对智力要求不高，也淡寡无味。虽然只有极少数人能照着这样去生活，但所有的人都能梦想那样的生活。另外，它和一个以市场和机构组织为特征的社会的正常职业条件可谓背道而驰，于是将爱情和婚姻开辟为别具一格的晋升之路——同样不设任何前提，也能被看成是充分个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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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简单的庸常化就够用了吗？如果为了给低概率性行为实现提供社会的庇护和心理的预备，爱情必须重新被制度化而成为理想，那么一个理想和人格的对比不是通常不利于人格吗？如果一个符码被专门化，专用于让非正常行为显得正常，则如果行为乃是在实在的(real)心理和社会条件的压力下才重归正常化，符码岂不是失效了吗？最终，人们重又在婚姻中发现了不相容性的老问题：恰恰是那些奠定了婚姻的预期让人大失所望。可能尤其是男性受到幻想破灭的煎熬，假如斯塔尔夫人的猜测是对的：他们用想象代替所缺乏的心灵联系。无论如何，社会学在思辨时首先想到，恰恰以罗曼史开场的婚姻才会被这样一种现实冲击所威胁。就这样，浪漫主义爱情将离婚置于一种新的、戏剧性的光照下。“The world that loves a lover does not love a divorcé ... He has got what he wanted and found it was not good for him [世人钟爱恋爱者，不爱离异者……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却发现并不适合他]。” 宗教、道德、法律和家庭政治壁垒的撤去，将社会判决引向了离异者本人。一种公开的排拒不再能从这些层面获得支持，然而当事人自身并不一定会获得更有利的处境：当事人知道，人们知道，是他(她)让自己陷入了这一境地。要说谁的罪过的话，那就是“浪漫主义爱情”的意识形态性错误调控。这一假设促使人们为持久的亲密关系寻找另外的基础。陈旧的(譬如清教徒的)“终生伴侣”表象又在companionship [伙伴关系]、“同伴友谊”(Kameradenschaft)的称谓下复活了，虽然已没有人记得起来源。 人们在婚姻中寻找的，不是拔高到非实在性的理想世界，更不是炽热情感的持久证明，而是在所有重要事情上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的基础。
一种化简为少数几个标志的浪漫派复合体分化而出的趋势，仍然为该世纪上半叶的消遣文学所重构、过度提升和陈套化，与此同时，对符码的反身性更强的加工似乎已经引发了变革。另有经验性数据表明，不同于消遣文学以及对消遣文学的兴趣所传达的形象，浪漫主义热忱在爱情表象中蔓延并不太广；而这些事实自然会反过来对语义学起到降温作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一种偶然给出的解释是，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更大容忍度，以及两性角色差异的日益消失，无法和浪漫主义爱情的表象相结合；浪漫派以苦修禁欲，以满足的延后为前提。可就算情形如此，最多说明了浪漫主义爱情表象的可信度在陷落，却并未道出，它们作为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是朝着哪个方向被转化的。
这种有待发展的亲密性的新语义学可以依赖于一个因素 ：非人格性和人格性关系的差异，这一因素之前从未以此方式对象征内容产生影响。它并非过去对自己群体的所属者和外来人的区分，由此区分生长出了phílos / philía [爱/友谊]的传统差异。所涉及的不是某种正好碰上的、自然形成的人群分组，单个人或较小群体在其中至多能通过迁徙(脱离群体)实现位移。问题所在不再是宗教性(关联于上帝的)和世俗性(必然是自私的)爱情的差异，因为对于另一方的命运和人格特征，两者都可以保持相对的冷漠。这样一种冷漠在减轻负担方面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因此而消失了。所涉及的也不再是婚姻和孤独的差异，浪漫主义者的幻想、反讽和失望均由于这一差异而点燃。如今赋予了形式的差异，毋宁说处于社会关系层面，单个人要么能将其全部自我置入这一层面，要么不能。单个人也只能——这一情形是新出现的——在非人格性关系中实现其一生中的大部分要求，在这类关系中，单个人无法就其自身进行交流，或只能在不同系统的狭隘界限之内进行交流。这种条件甚至将自我的建构本身纳入了其中，也就是将学校和职业生涯语境中的成长过程包括进来。自我自身循着差异经验的轴线而被构建起来，由这些社会结构性条件，差异经验获得了一种特殊色彩。 对于另一个自我——这等于说：另一个他人、另一个自己的自我——的需要由此而受到了深深的影响。这一需要一道参与了自身同一性的构建。
19世纪的人们鉴于工业革命给市民阶层制造的诸种情形，会假设问题仅仅涉及男性。只有男人在家庭之外工作。只有他需要去应付世界的种种不如意。只有他会直接面对周围人的冷漠、无情和恶意，而女人用爱情来修复他的创伤。
Le soir, il arrive brisé. Le travail, l’ennui des choses et la méchanceté des hommes ont frappé sur lui. Il a souffert, il a baissé, il revient moins home. Mais il trouve en sa maison un infini de bonté, une sérénité si grande, qu’il doute presque des cruelles réalités qu’il a subies tout le jour…Voilà la mission de la femme (plus que la génération même), c’est de refaire le cœur de l’homme [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工作负担、事情的无聊及周围人的恶意重重地击打他。他在受难，他在衰退，他回来时已经不像人样了。但在他的家里，他能找到无限的善良，如此之宁静，简直要怀疑整个白天经历的残酷现实是否真实……这就是女性的使命(超过了生育本身)，即修复男人的心灵]。
在这个社会理论前提之下，男女的人类学差异首先必须加以保持，甚至推至极端——在它被完全放弃之前。
如果非人格性和人格性关系之差异的这一基本经验成为共有知识财富，如果它独立于阶层划分、独立于性别而出现在每个人身上，这必然会将对于人格性关系、对于充分的人际间互渗入的愿望安置于更深层面，同时又增强到不可实现的地步。其间，和一种物资短缺经济(相互帮助)以及一种勤勉为生道德的关联尚未完全消失。这些承载了传统友谊伦理的要素始终很重要，但它们被降格为最低限度条件：它们不可或缺。恰恰因为这些要求寓于非人格性关系领域，在那里能得到实现，故而对于人们在亲密性关系中指望从对方获得的东西来说，它们才不能构成出发点。爱情和友谊的理想无法顺着它们攀援而上，这类理想并不在于和短缺资源打交道、勤勉为生、不吝付出、乐意投入一类抬得过高的要求，然而又在于什么呢？
人们会猜测，在一个给每人都提供了高度复杂环境(有着随时转换的关系)的社会，婚姻或者类似婚姻的关系反而会被进一步强化，因为它们至少能够以一种持久关系的形式为整个人格提供支撑。经验性研究也表明，比之于各自角色被同时固定于环境中的家庭，在一个高度复杂、变化不定环境中的家庭会更趋向于弥散而亲密(diffus-intim)的内部联系。然而，由这种对于亲密关系强烈的、可以说代偿性的兴趣，却很难推断出相应系统的稳定性。恰恰是那些想找到某种失落之物，实现某种未实现之物的希望和预期，也可能树立起根本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的标准。尤其是当缺少了社会层面上被标准化的语义学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人们评估前景和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皆依赖于这样的语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