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边明江，辽宁营口人，先后就读于扬州大学日语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思想史、日本中国学、中日比较文学等。
狩野直喜与《唐太宗入冥记》等敦煌变文（片段）
在中国学界的早期传播
【原文刊载于北京语言大学主办《汉学研究》2015年秋冬卷，此次刊登于公众号时，文字上有所改动，特此说明。】
摘要：狩野直喜是日本中国学研究“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早期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学者，尤其是他最早将《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等敦煌变文的片段从敦煌遗书中提取出来并加以初步的研究，指出它们的重要价值。王国维从狩野处获得这些文献后，披露了部分材料，引起鲁迅和胡适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的注意。通过不同版本之间的比对，我们能够发现王国维在引用狩野提供的资料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此外，谭正壁等学者也曾直接从狩野的文章中加以引用。总之，在敦煌变文（片段）在中国学界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狩野直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一、狩猎直喜的敦煌学研究概述
狩野直喜（Kano Naoki，1868—1947），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制度史和古典小说戏曲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诸多学者。而作为敦煌学家的狩野直喜的成就，也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在日本，狩野的学生神田喜一郎较早地总结了狩野的功绩，他认为狩野最早开始研究敦煌古书，启发了一大批学者，许多敦煌古书是因为狩野才为学界所知的[①]；狩野的关门弟子吉川幸次郎曾将狩野的成就总结为六点，其中第五点即为与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合力开展敦煌学研究[②]；《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以及高田时雄的《京大东洋学百年》也都强调了狩野在敦煌学草创期的作用[③]等等。在中国，先后有严绍璗、王冀青与郑阿财等先生，撰文肯定了狩野在敦煌变文的公布和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功绩[④]。
狩野直喜（图片为编者加）
笔者在学界前辈的论述基础上加以整理，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狩野的学术生涯，尤其是他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贡献。
狩野于明治元年（1868年）出生在熊本，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毕业后，狩野辗转几所学校任教，直到1900年4月，日本文部省派遣他和服部宇之吉以留学生身份前往北京，但正逢义和团与外国人激烈交战，狩野被困于使馆区中，他后来负轻伤，于同年8月归国。
1901年，狩野再度留学中国，这次是在上海，他频繁出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接触到大量西方汉学著作。此外，他还结识了罗振玉(并听说了王国维的名字，但无缘亲见)，拜访张之洞等，1903年回国。
1906年7月，狩野被任命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1908年，兼任新开设的中国文学科教师。1909年，罗振玉将从伯希和处得来的一些敦煌遗书的照片寄给狩野等人，加上田中庆太郎的介绍，狩野和内藤湖南等京都帝大的学者对这批新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成了狩野的第三次中国之旅。
1910年，狩野、内藤、小川琢治等五位京都帝大的学者前往北京，在罗振玉等人的帮助下见到不少珍贵的敦煌遗书，其中佛典居多。但是由于狩野的关注点并不在佛典而在经书和俗文学等方面，而相关文献基本都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与伯希和带回了英国和法国，所以狩野在1912年第四次出国。他遍游欧陆，拜访英法俄诸国的汉学家，查寻各国所藏的敦煌遗书。这次旅行的收获极为丰富，期间狩野发现了郑玄注《论语》、唐钞本《文心雕龙》、《刘知远诸宫调》等文献的残卷；而且搜寻出一些用俗文写成的故事的片段，正是今天被称为敦煌变文的一些片光零羽，狩野后来根据它们撰成《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の材料』）一文（1916），认为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狩野在1913年归国，此后专心于教学和研究，开设与清朝考证学、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史、魏晋两汉学术史等相关的课程，培养出武内义雄、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等优秀的学生。
自1924年起，狩野先后四次向天皇进讲儒学，反复申明德治的重要性，强调战争对于国家的损害。但日本的侵略扩张道路与狩野的主张几乎完全背道而驰。1947年12月13日，狩野去世。
以上是狩野的学术生涯的简述。笔者认为，狩野在早期敦煌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分享当时鲜为人知的一些珍贵资料；其二，对这些珍贵资料进行初步的考辨与分析，尤其体现在将新发现的敦煌变文片段置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发展史之中进行研究。
首先，狩野与当时的欧洲和中国的学术界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去世后，狩野专门撰文怀念并充分认可沙畹的学风，此外，狩野与中国的董康、杨树达、张元济等都有一定的交往[⑤]。其中他与伯希和、王国维、罗振玉的往来十分频繁[⑥]，狩野在法国寻访敦煌遗书时，伯希和多有助力，并介绍狩野去斯坦因处继续查访；而狩野在获取珍稀资料之后也慷慨地与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共享，这对于无缘到欧洲亲自查访敦煌遗书的罗王二人而言无疑是极有助益，也颇为便利的（当然，狩野并非罗、王等人获取敦煌遗书副本的唯一来源）。所以，狩野实际上是流落欧洲的敦煌遗书的副本在中国和日本的主要传播者之一，他利用亲访英法博物馆的机会抄录那些他感兴趣的文献，带回日本，提供给日本和中国的学者。
王国维在《唐写本残职官书跋》、《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和《唐写本残小说跋》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受惠于狩野提供的敦煌遗书的副本；罗振玉根据所得的敦煌唐写本《庄子》残卷诸种成《敦煌唐写本南华真经残卷校记》一文，其中《胠箧》部分正是得益于狩野，“《胠箧》则日本狩野博士（直喜）在英伦时手校，予借录入世德堂刊本上。”[⑦]
再者，狩野对于某些敦煌遗书做了初步的研读。比如他曾提到《修文殿御览》残卷，指出《太平御览》明显引用了《修文殿御览》的内容，并认为《修文殿御览》在诸方面都要胜过《太平御览》。[⑧]狩野的论述并不精深，只有一些初步的结论，但并非毫无价值。
而狩野在此方面最大的贡献，无疑是他于1916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分两次发表的《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狩野先是指出小说戏曲的严肃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得到重视，而许多珍贵的新材料的出现也促使研究风气转盛，其中敦煌发现的众多新文献尤为重要；狩野自述在伦敦和巴黎的访书经历后点出全文主旨，即在唐末五代就已经存在元代以后的俗文学的萌芽；随后他以大量的一手资料为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修正了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起源于宋代的旧说；最后的结论则呼应开头，指出中国的俗文学（平民文学）繁盛于元明清三代，但其滥觞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时期。
神田喜一郎认为这篇论文在当时是“划时代的新研究”[⑨]，虽然略有夸张，但它的影响力确实是不可忽视的。王冀青也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狩野不仅介绍了珍贵写本，而且“引用了许多其他文献材料，既有助于认识这些敦煌写本的渊源与背景，又较完整地勾画出中国俗文学的历史概况，这是该文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日本第一篇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论文。”[⑩]
通过对所见变文片段的考察，狩野将俗文学的源头从宋代上溯至唐末五代，这一在今天看来无甚惊奇的结论在当时却是不易做出的，可以说，狩野是最早将中国通俗文学的滥觞推至唐末的学者之一。而随着人们对敦煌变文的了解越来越多，一些学者也得出了与狩野相近甚至完全相同的结论。比如日本的盐谷温依据狩野的发现，承认“在唐末五代之际，除了优雅典丽的传奇体小说，尚有一种极为俚俗，却为一般的下层民众所赏玩的所谓平民文学”[⑪]；王国维提到《唐太宗入冥记》“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根据敦煌遗书判断“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⑬]；郑振铎在其《宋元明小说的演进》的“绪言”中根据《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认定“我们的国语文小说的创始期犹当从宋代而上移至唐末的”[⑭]。
狩野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已如上所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的功绩并不局限在日本一国之内，与中国学术界也有密切的关联。那么，狩野的敦煌学研究究竟与中国学界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笔者接下来尝试以《唐太宗入冥记》的片段为例，厘清狩野与一些变文片段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界的传播的关系。
二、《唐太宗入冥记》片段在中国学界的早期传播:发源于狩野的两条线路
01
从斯坦因到狩野
《唐太宗入冥记》，现存英国，编号为S.2630。现存部分残缺不全，故事的大概内容是：唐太宗死后魂游地府，忧心太子，祈求判官催（崔）子玉为其延寿，子玉以太宗允诺赐官为条件，最终为唐太宗延寿十年。
这段故事的雏形见于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卷六（《太平广记》引），但记载十分简略，明显不如《唐太宗入冥记》变文丰富精彩。由此也可以看出，变文虽然一般被视为所谓通俗文学，但并不一定流于粗鄙，想象力倒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到了明代，《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和第十一回前半部分将唐太宗入冥府一事敷衍得愈发生动[⑮]，佛教思想的氛围也更加浓厚。可以说，《唐太宗入冥记》是考察《西游记》成书过程以及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重要材料之一。
但是，《唐太宗入冥记》残卷在被斯坦因带回英国后，一直默默无闻，大概是因为斯坦因的兴趣并不在文学典籍上，加上当时敦煌遗书仍在整理过程中，所以他未能对此秘籍做出考辨和研究。直至狩野来到伦敦考察英藏敦煌遗书，发现了这一残卷，才敏锐地认识到它的价值。狩野之所以能够慧眼如炬，在众多敦煌卷子中发掘出《唐太宗入冥记》等在当时不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是因为狩野在赴欧考察前就已经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萌发兴趣并开展研究了。早在1908年，狩野就发表了考证《红楼梦》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论文；又在1910年发表《水浒传与支那戏曲》，推定小说《水浒传》成书于“水浒戏”之后等等。狩野一反历来轻视小说戏曲的立场，极为重视通俗文学，这种研究理念的转变[⑯]是他主动追索和考辨小说文献的前提。也就是说，狩野是作为一个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者（当然同时也有经学研究者的身份等）去翻阅敦煌遗书的，他的研究视域使得他能够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1913年10月，狩野从欧洲返回日本，带回了许多他抄录的敦煌遗书的副本，其中就有不少敦煌变文的片段。这些片段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大概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些材料后来竟然会改变人们对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固有认识。可以说，狩野是最早将敦煌变文从数量巨大的敦煌遗书中提取出来，并给予它们高度评价和正确认识的先驱性学者之一（或者去掉“之一”？）。
1916年，狩野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他在文中首次公开披露了今日被称为《唐太宗入冥记》变文的片段。由于这段引文并不长，不妨将其抄录于下：
判官懆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
姓催名子玉 朕当识才言讫使人引皇帝至
院门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
速来言讫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
太宗皇（脱“帝”字——狩野注）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取引
子玉闻语惊忙起立唱喏[⑰]
虽然狩野抄录的文字有个别错误，但这件之前从未为人所知的材料还是吸引了不少学者，尤其是治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研究者们的注意。
02
线路一：从狩野到王国维，再到鲁迅等
1）从狩野到王国维
最先对狩野抄录的这一材料产生兴趣并加以研读的中国学者是王国维。根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的记载，1919年7月，王国维“得见狩野博士所录英伦博物馆藏敦煌唐写本书，因草《敦煌石室碎金跋尾》”[⑱]，其中包括专论这一材料的《唐写本残小说跋》；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也记载，1919年7月，王国维收到狩野寄来的狩野手录的英藏敦煌唐写本残卷十数种；袁英光和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中亦有几乎相同的记录。[⑲]王国维甚至还兴致盎然地吟诗留念，即《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的第五首，专门咏叹《唐太宗入冥记》（王氏当时称其为《太宗入冥小说》），其诗曰：“圣德圣功古所难，千秋治郅想贞观。不知六月庚申事，梦里如何对判官。”[⑳]。
也就是说，王国维在1919年从狩野处获得了狩野手录的《唐太宗入冥记》的副本，并为其做跋文，即《唐写本残小说跋》（后收入《观堂集林》）。王国维在文中专门介绍了《唐太宗入冥记》残卷的内容——
右唐人小说断片，亦狩野博士所录英伦博物馆本，记太宗入冥事……狩野博士曾于《艺文》杂志中考此断片……[21]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狩野的考证的基础上，引用《崔府君祠录》《梁溪漫志》等狩野未曾提及的文献，加以进一步的考订。但是，王国维在这里并没有列出这一“断片”，即《唐太宗入冥记》的具体文字。
随后，王国维又于1920年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上以“静庵”为名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介绍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多种敦煌遗书的残卷的内容。该文对于一些敦煌变文的介绍与评论，在当时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正式揭开了敦煌变文研究的序幕”[22]。王氏在该文中再次提到《唐太宗入冥记》，并且将内容也公之于众，这是《唐太宗入冥记》（片段）内容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亮相。王氏评论部分的文字则与《唐写本残小说跋》有些重复的地方，应该是在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但是，王氏所引《唐太宗入冥记》与狩野发表在《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之中的录文有几处明显的异文存在（详见表1），这可能是学者们之前较少注意的一个问题。[23]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异文存在呢？
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原来王国维在1919年抄录从狩野处获得的《唐太宗入冥记》等材料时，就已经对于狩野的录文做了一些改动，而当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时，他对其中个别地方再次做出修改，正是这两次改动，使得王国维最终披露的材料与狩野抄录的文字产生了一些差异。
罗福葆编录的《沙州文录补》（1924）收录了王国维的录文，我们可以借此一窥王氏最初的录文，并与其它版本进行对照。[24]
罗福葆是罗振玉的第四子，《沙州文录补》收录了众多敦煌遗书的片段，其中就包括《唐太宗入冥残小说》《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残卷》（题名按照《沙州文录补》中编者的拟题）等珍贵文献，罗福葆在此书序言中说——
嗣京都大学教授狩野博士（直喜）游历欧洲，复就英法两馆手录西陲残籍，先兄复手录之，将以续蒋丈之书而尚待续增……先兄不禄，家大人搜其遗稿，是编独不存，幸王观堂姻丈曾录副本……[编者]从王丈借录。[25]
文中的“先兄”当指罗振玉的第三子罗福苌（1921年去世）；“蒋丈之书”则指蒋斧编辑的《沙州文录》（1909）；“幸王观堂姻丈曾录副本”，应该就是指王国维在1919年抄录狩野寄来的材料一事。
再者，罗福葆又在目录后的附记中说：“卷中凡英伦博物馆所藏，皆从狩野博士移录”。而唐太宗入冥片段正是狩野从伦敦抄录回来的。
总而言之，这段序言清楚地表明了《沙州文录补》所收《唐太宗入冥残小说》应该正是王国维当年的手录版本。也就是说，除去罗福葆在编印时有可能做出的个别文字改动（或印刷错误）之外，这就应该是王国维当年依据狩野的本子抄录的唐太宗入冥片段，亦即王国维撰写《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时参阅的底本。
事实上，《沙州文录补》与《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的唐太宗入冥片段在文字上仍然存在两处不同（见表1）。这两处异文虽然无关宏旨，但是这细微的差异却提示我们，王国维在抄录狩野的录文时，大概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改动。
【表1:《唐太宗入冥记》诸本文字对照表
说明：本文中的表格均由笔者自制。在该表中，狩野《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的相关段落，简称为“狩野本”，下同；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的相关段落，简称为“敦煌发见”，下同；王重民、向达等编校的《敦煌变文集》简称为“变文集”，下同。】
总而言之，王国维从狩野那里获得《唐太宗入冥记》片段之后，先后撰成《唐写本残小说跋》与《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对于这一变文片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同时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一些文字进行了改动。
2）从王国维到鲁迅、胡适等
自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将《唐太宗入冥记》的片段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这段一百多字的引文，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王氏文章中的引文，并加以简略的论述。由于王国维是间接从狩野处获得此条材料的，所以凡是引用王氏文章中这一片段的其它论文，大概都可以视为间接受惠于狩野提供的资料吧。
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前，曾经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编成《小说旧闻钞》（1926），其中并未收录《唐太宗入冥记》。但是，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之中，鲁迅不仅提到《唐太宗入冥记》并为其命名，而且特别引用了《唐太宗入冥记》的片段文字。[26]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引文虽然没有标注引自何处，但是其与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的引文完全一致，而与狩野的引文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鲁迅正是从王国维处引用《唐太宗入冥记》的。
除了鲁迅，胡适也曾引用这段文字，胡适是在讨论《西游记》成书时引用此段的。胡适《西游记考证》第七部分，讲到《西游记》中唐太宗游地府一段“是许多小故事杂凑起来的”，其中就包括《唐太宗入冥记》这一残本，并说“我们疑心那魏征斩龙及作介绍书与崔判官的故事也许在那损坏的部分里”。[27]与鲁迅不同，胡适明确地标出他是从王氏文章中引用的。
此外，胡怀琛在《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一书的第三章《中国小说“形”的方面的演变》中也引用了王国维的引文，胡怀琛把这段文字视为唐代白话小说的代表，虽然它“还和文言接近”。[28]
03
线路二：从狩野到谭正璧
除了通过王国维间接地影响中国学术界，尚有另一条“路径”将狩野提供的珍贵资料引入中国，即直接引用狩野论文中的引文。笔者搜寻到的资料极为有限，仅有一例。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1935）第四章第六节《变文的起来与俗文的遗留》提到唐太宗入冥故事，谭正璧认为讲秋胡故事、讲列国故事和讲唐太宗入冥故事的三种俗文比《明妃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等更为重要，并明确标出他是从狩野的《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引用的。[29]
除此之外，《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曾被汪馥泉翻译成中文，先是发表于《语丝》1929年第4期，后来被收录于汪氏的《中国文学研究译丛》。但是，有多少学者曾经参考过这个译本，暂时还难以确定。
三、狩猎与《秋胡变文》等敦煌变文片段在中国学界的传播
以上介绍了狩野与《唐太宗入冥记》在中国学界的早期传播的情况，笔者接下来试图说明狩野与其它一些变文片段在中国学界的传播的关系。
01
《求胡变文》片段
《秋胡变文》，或称《秋胡小说》，编号为S.133，内容渊源于刘向《列女传》卷五中《鲁秋洁妇》的故事。
狩野从英国抄录回的材料中有《秋胡变文》片段，其在中国学界的早期传播情况大致如下：先是罗福苌从狩野处抄录，但后来遗失不见（据《沙州文录补》序言），王国维后又从狩野处录一副本，其文收录于《沙州文录补》。此外，狩野在《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中披露了这一段文字，谭正璧等人则加以引用[30]。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抄录的版本与狩野公布的版本在文字上仍然有不少差异，由此也可以证明王国维在抄录时很可能做了一些改动。具体的文字差异详见下表。
【表2：《秋胡变文》诸本文字对照表
说明：由于此段文字较长，所以略去诸本文字，仅列文字差异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狩野在“见一石室讫”和“其妻不知夫在”之后都标注说汉字不明，而王国维却基本认出了狩野不确定的几个字。狩野的谨慎和王国维的学识都得到了体现。
02
《孝子董永传》题名的由来
在《敦煌变文集》中，《董永变文》由王重民校录，王重民在校记中说“篇题依故事内容拟补”[31]。《董永变文》这一标题名被后来的诸多学者所承认，比如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黄征与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等等，都袭用了这一题名。但是，王国维通过《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第一次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孝子董永传》这一标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实际上，王国维的拟题是受到了狩野的影响。狩野在《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中明确地写到，“我下边披露的是我本人在遗书中发现的题目为《孝子董永传》的材料”[32]，也就是说，狩野所见残卷上应该是清楚地标示了《孝子董永传》字样的。1919年，王国维根据狩野提供的材料撰写《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残卷跋》，已经沿用狩野的说法；1920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也是使用了《孝子董永传》的标题。受到王国维的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以《孝子董永传》为题名。此外，许地山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1925）一文中也略微提到了《孝子董永传》，但并没有说明为何使用这一题名。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提及《孝子董永》故事，但没有使用“传”或“变文”。
综上所述，狩野最先说明这一残篇的题名为《孝子董永传》，王国维沿用其说，鲁迅亦从之。而王重民将其标题拟定为《董永变文》，影响极大，几成定说。
但问题是，如果确如狩野所说，此卷子上题有《孝子董永传》字样，那么此变文无疑应该叫做《孝子董永传》而非《董永变文》，但是以笔者管见，不知是否已有学者在敦煌残卷上发现了《孝子董永传》这一题名。
最后，王国维抄录的《孝子董永传》与狩野论文中披露的段落在文字上依然有些差异，对照表如下。
【表3：《董永变文》诸本文字对照表】
王氏《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仅引至“所买当身殡爷娘”，以下没有引用。其中一句，狩野作“□中流泪数千行”，王氏最初的抄本亦缺首字，但到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王氏大概是据文意补上“夜”字，而今本多作“眼”字。
如上所述，王国维在参考狩野的抄本时，做出了不少的改动。那么，王国维的修改依据在那里呢？
王氏对于狩野本文字的修改依据，现已无法确认（笔者在表1和表2中的个别说明中虽然提出一些可能性，但笔者实际上也不敢肯定），所以我们只能猜测王氏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了文字的修改。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而言，经过王氏的改动，文意确实更加清晰，狩野明显误录的文字也得到了纠正。
王国维在拿到狩野寄来的材料之后，并没有一字不差地照搬狩野抄录的文字，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了适当的修正（当然也有一些改错的地方），这些修正的背后，大概隐含着一种“立场”，即虽然阐释权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但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文献理应拥有更好的读解力和决断力，所以中国学者当然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以修正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学家”的可能的错误。在王国维的时代，“汉学家”们大概还没有把持学术话语权，反倒是经常被我们的学者嘲讽甚至痛骂[33]，不像今日之中国，哪个学者如果敢于与著名“汉学家”商榷，就会被当成挑战“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国维对于狩野的抄本文字的改动，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小小的启示。
四、总结
在敦煌变文最初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的过程之中，狩野可谓关键性的人物，通过与欧洲学者积极进行学术交流，他将敦煌变文的一些珍贵片段带回东亚，随后，他又通过多种方式，将这些秘籍慷慨地传播出去，与他的诸位同事们（内藤湖南等）在日本揭开了敦煌研究的序幕，并通过王国维、罗振玉和谭正璧等人的进一步介绍与评论，在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所以，他是欧洲和中国学界的桥梁，有赖于他宽广的研究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意识，这些变文的片段才能较早地东归（当然即便没有狩野，学者们也是迟早会发现这些珍贵文献的）。
当然，狩野的知己王国维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狩野是源头，王国维则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修正者与广泛传播者的角色，如果没有狩野的分享，或者没有王国维的宣传，这些珍贵材料就不会那么早为学界所知。可以说，正是由于中日学者的精诚合作，这些变文片段才能够在中日学界广泛传播，引起学界的讨论，进而推动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重新认识。
所以，狩野直喜在敦煌变文研究上的成就其实是一个缩影，反映了早期敦煌学发展的某些特征。当时频繁的学术互动，是推进这门学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敦煌学或许不在某一国，而是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真诚互动之中。狩野用他自己的学术成就启发我们，无论是敦煌学，抑或其它的学术研究，现代学术发展的真正的精神在于分享而不在独占，在于讨论真问题而不在争权夺利。
[①] 神田氏的文章最早收录于日本《东光》杂志第5号（京都：弘文堂，1948年），标题为《狩野先生与敦煌古书》（『狩野先生と敦煌古書』），此文后来又收入神田氏的《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中译文可参看高野雪等人翻译的《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第238页。
[③] 《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56年，第217页。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14-18页。
[④] 严绍璗《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学林漫录》第7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第2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郑阿财《论敦煌学与日本汉学发展的关系——以京都中国学派开创者狩野直喜为中心》，台湾《汉学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
[⑤] 董康在《书舶庸谭》中记录了他与狩野的几次谈话，董康认为“狩野论乾嘉道咸学术升降颇有见地”（《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页）；张元济与狩野也有通信（《张元济全集》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76页）；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他与狩野互赠书籍，狩野对于杨氏的《周易古义》则大加赞赏。
[⑥] 关于狩野与王国维等人的学术交往，已经有一些出色的论文发表，比如荣新江的《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敦煌学辑刊》2003年2期），陈琳琳、修斌的《王国维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学术互动》（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
[⑦]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4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
[⑧] 狩野直喜：《汉文研究法》，みすず書房，1979年，第50-51页。
[⑨] 《东光》第5号，第49页。
[⑩] 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⑪]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19年，第466页。
[⑫] 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第97页。
[⑬] 《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⑭] 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1页。
[⑮] 王国维则认为《西游记》中的唐太宗入冥故事“其语诞妄”(《唐写本残小说跋》)。
[⑯] 一个例子是，狩野在《支那文学史》一书（由始于1908年的讲义整理而成）的总论中讨论中国文学的范畴时，先是囊括了经史子集之中具有文学特性的作品，随后特别将“俗文学”也纳入了中国文学的范畴。
[⑰] 《艺文》杂志1916年第3号，第105页。此文后收入狩野《支那学文薮》一书（京都：弘文堂，1927年），以下所引《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中的段落均出自此版本。
[⑱] 《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第115页。
[⑲] 《王国维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25页。《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
[⑳] 陈永正：《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
[21]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25页。
[22] 之言：《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4期，第1页。
[23] 严绍璗和荣新江都指出王文深受狩野文章的影响，但似乎都没有涉及为何存在异文的问题。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荣新江：《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敦煌学辑刊》2003年2期，第125页。
[24]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王孙涵之（现为京都大学在读博士生），是他帮笔者查询到这一关键材料。
[25] 铅印本，1924年。这段话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罗振玉《敦煌零拾》目录后的一段识语：“予往者既影印敦煌古卷轴，返国以后见残书小说凡十余种……或有白有唱又有俚语俚曲，皆小说之最古者，欲为印行而未果。”（《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3页）
[26] 《鲁迅全集》第9卷，第115页。
[27]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第4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第97-98页。
[28] 胡怀琛：《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第54页。
[29]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第206页。
[30] 《中国小说发达史》，第204-205页。
[31] 《敦煌变文集》，第113页。
[32] 《支那学文薮》，第390-391页。
[33] 章太炎在《与罗振玉书》中几乎是“点名批评”，把当时日本“汉学”界的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抨击了一番，其中“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一句也颇为尖刻（《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3页）。之后的钱钟书也曾讥讽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做学问是盲人评古（《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97页）。
编辑 | 董 越
责编 | 魏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