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苏日塔拉图，通辽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国家艺术基金复评专家。主要作品有歌曲专辑《蔚蓝的风》、歌词集《蒙古盛装》。2014年创作舞剧《天上的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部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剧目；歌曲《守望相助》荣登2016年央视春晚，并获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和“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术”奖。
父亲的哈布图改
/ 苏日塔拉图
父亲到哈布图改小学任教那年刚刚30岁。之前大病初愈的父亲辗转了好几个村，这一次算是稳定下来了，时间是1956年。父亲小时候就读于伪满洲国铁路学校，据说连火车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的他，居然是学开火车的。
父亲是家里的独生子，奶奶生了十个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爷爷奶奶两个人干活儿过日子从来是不惜命的，且只有一个孩子，这日子自然比别人家殷实。父亲的奶奶是一个很虔诚的人，父亲从记事起就跟着奶奶去庙里拜佛进香。父亲说喇嘛诵经像儿歌，听着听着就学会了，回家的路上诵读给奶奶听，还真是有模有样。父亲的奶奶觉得父亲有佛缘，就把父亲送到了庙里，那一年父亲七岁。爷爷和奶奶不情愿让独子当喇嘛，但老母亲定下的事儿断不敢轻易说一个不字。恰好那年，邻村新建了一个新式学堂，奶奶觉得机会来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径直奔到十里开外的庙里，接上儿子就直接送到了学堂。事后父亲的奶奶也没有怪罪她。就这样父亲当了四十多天的小喇嘛后，有幸进学堂读书了。
父亲那个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都是蒙古人，村里居然有人送孩子进新学堂，而且学的是汉语，着实是一桩新鲜事儿。奶奶为了给父亲找几个路伴，就挨家挨户去游说，说让孩子上新学堂多么多么的好，虽然碰了几鼻子灰，但最终有两户人家答应让孩子去新学堂。父亲有了两个学伴，三个孩子结伴赶路，奶奶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
我们的老家叫烟灯图村，烟灯图意思是有“烟囱”的地方。方圆十几里有三个烟灯图，叫什么烟灯图、西烟灯图、东烟灯图。父亲上的新学堂就在西烟灯图。挨着烟灯图还有两个小村子，叫南查干花，北查干花。父亲上新学堂的第二年，方圆四五个村子上新学堂的孩子达到二十多人，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不等。新学堂对这群徒步上学的孩子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四个村的孩子早上要集合到烟灯图，之后结伴去学堂。还封了一个路长。路长每天早上吹号召集大家集合，父亲是他们二十几个孩子的头目，路长。
父亲在这个新式学堂读了五年，考入伪满洲国郑家屯铁路学校。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南满铁路培养人才的，学制三年，老师基本上都是日本人。父亲的学上到第三年，日本投降，学校的老师们丢下满院的学生全都跑掉了。刚满15岁的父亲和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同学们来不及惊慌失措就纷纷脱下日本人配发的校服，踏上了回家的路。
1956年，父亲被派到了我的出生地哈布图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哈布图改是一个有着一百多户一千多口人的村子。在蒙古族聚集地算是个大村子。哈布图改的门前是一条小河，叫乌力吉牧仁河也叫新开河，是偌大个达尔罕旗的水脉所在。那时新开河水面大的地方能有五六十米宽，水大的时候，村里派一个专人划船接迎过河的人。新开河是西拉沐伦河台河口枢纽分洪河道。当然，这都是后话，河道古而有之，所谓新开河就是在古河道上做了一些人工修整罢了。所以新开河在科左中旗境内又叫乌力吉牧仁河。
父亲刚到哈布图改的时候，哈布图改小学只有四五个老师四五十个学生，几年后，父亲接手这个学校当了校长。父亲当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从村西头搬到了村东头的一大片开阔地。父亲组织哈布图改和附近几个村出车出工出檩子椽子，盖了两排土房教室，一大间办公室。村西头的老校址有一大片林地，父亲把这一大片林地连带上万棵树全交付哈布图改村，算作对村里人的答谢和补偿。学校搬到村东边后，父亲开始奔波于旗和公社，找老师找学生，学校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召集了二十多位老师，三百多个学生。临近的北宝龙山、塔奔格日、宝达拉、前乜图硕、后乜图硕六个村屯的孩子都聚合到哈布图改上学。除去小学父亲还办了初中班，初中和小学合校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名字，叫戴帽子中学。早在我七岁入学之前，这个戴帽子中学已经办得很是响亮了。
按老百姓的话讲，父亲是个挺会过日子的人，学校搬迁第一件事儿就是种树、买耕牛置办大车，让临近四五个村划出学校校地。几年时间学校就有了上百亩地好几万棵树。我上学的时候好多树都长到碗口粗甚至可以做房梁了。
春天，学校的头等大事儿是抹房子，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屋，抵住春天的风夏天的雨全靠这一遍泥。抹房子要全体总动员，初中班的学生驱车拉碱土，轮流挑水剁柴草和泥。身强力壮的男老师和同样身强力壮的少许男同学用泥桶往房顶拽和好的泥，干活儿有门道的男老师和同样干活儿有门道的少许男同学拿泥板抹房子。女老师和少许女同学则是抱柴火烧火做饭，犒劳这些扛硬活儿的老师和同学们。
和抹房子前后脚到来的是校田春播。春播中扶犁杖和点种是关键，溜粪压滚子都是打下手的活儿，扶犁杖的人东北叫“把儿头”，意思是开荒种地把握方向打头阵的。父亲扶犁杖是一把好手，这个活儿他要派给自己。每年春天他都要早出晚归二十来天，把一百多亩地都种完，黑一圈、瘦一圈才算凯旋。后来，学校雇了一个伙计，父亲把这副犁杖交到他手上，才退出“把儿头”位置。
我们那个年代，读书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勤农俭学勤工俭学，好些学校忙于“勤农”“勤工”，几乎丢了“学”。父亲对“勤农”与“勤学”之道有自己的主张，他的想法简单实用，说出来学校就两件事，过好日子上好课。父亲生性耿直，做事风风火火。他一根筋似的想把哈布图改学校办出名堂来，从来不看风向，不左顾右盼，更懒得去想会怎么样或能怎么样。父亲好像有他自己的“气场”，在我的记忆里，他想做的事再有阻力、再有困难他都能化繁为简逢凶化吉，冥冥之中如有神助，困难和阻力在他身上往往会自行减弱，甚至减无。
记得父亲跟别人反复说，他这一生就两大夙愿，一个夙愿是把学校建得漂漂亮亮的，让孩子能读到书。一个夙愿是他的孩子们好好读书，长大有大出息。为了这个美好的夙愿，父亲很拼的，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见到他比在家见到他容易多了，母亲说父亲是个“狗不咬的客人”。他像一个躬耕于田的农人，像一个牧野驯马的放牧人，眼瞅着禾苗长高拔节。眼瞅着马群里飞出一匹神骏宝马一样，天天被孩子们感动着，他说到孩子们的进步总是眉飞色舞的，丝毫不掩饰内心那份欣喜。父亲喜欢种花种草，他在学校开了一个果树园，栽植了葡萄，春天的花枝，秋天的果实让校园香馨满园。校园里还有篮球场足球场，尘土飞扬中我们个个生龙活虎。在父亲的眼里经营学校和经营土地别无二致，完全靠精打细算、深耕细作，什么季节做什么事儿。科尔沁的冬天是最难熬的，孩子们身上穿得单薄，天气又嘎嘎冷，教室就像一个冰窖，从早到晚，土炉子是不能停的，父亲是搭土炉子的高手，秋天一到，他就早早地挨个教室搭炉子、搭炉筒子。烧炉子用的牛粪苞米瓤子引炉子的柴草也早早准备妥当了，满满的一大栅栏干牛粪是春天领着学生捡的，苞米棒子是父亲从附近几个村要的，附近几个村管事儿的不是父亲的朋友就是他学生，一到秋天就大车小车地送，一时间堆成小山包。
冬天，孩子们中午都不回家吃饭，特别是邻村走读的孩子们书包里的饭盒或一个硕大的苞米面饽饽可比书本文具盒的分量重多了。一两本书一两本作业本一根铅笔半个橡皮就是我们那年代孩子们上学的全部家当。到了中午孩子们有的围在炉火旁吃苞米面饽饽吃炒苞米花，有的边吃边玩踢毽子跳绳子，有好信儿的哪儿人多往哪儿钻，打探的大概都是一个事儿，“你们村儿啥时候演电影？”冬日里的午休是短暂的，只有半个小时，酣畅淋漓的一场踢毽比赛还没结束，动作慢一点孩子的大饽饽刚吃了一半，上课的钟声就响了。铛铛铛，钟声一声紧过一声，踢毽儿的跳绳子的匆匆收下毽子绳子，刚吃一半的苞米面饽饽紧咬两口，又慌忙塞到书包里无奈地匆匆回到教室。
在哈布图改学校读书的孩子最远的是前后乜图硕两个村的，这里离哈布图改十五里远，所以学校偶有几十个住宿生，住宿生从家里拿米，学校的伙计给煮饭，菜是学校菜园子里的，冬天还有菜窖冬储大白菜萝卜土豆和几大缸的酸菜。
对于父亲，过日子不是让他最费心思的事儿，最让他着急的还是孩子们要有课上有书读能上课上好课。在那个年代，学校能保证天天有课上是奇迹，孩子的家长们大多都觉得读书没啥用，好多家长送孩子上学就是为了让孩子的筋骨再强健一点，从没想过让他们读书有出息。学生不争气，家长不配合，更要命的是缺老师。学校大概三分之一是民办教师，当民办教师可以逃避苦役般的农活，还很有些面子，在当时是个“美差”，很多人找父亲想当民办教师，公社领导、我们家亲戚都找父亲想挤进学校，父亲回绝他们的妙招是，让我考一下，行就来，不行别误人子弟。这一招果然很灵，很多人知趣地打了退堂鼓。父亲选老师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他在附近几个村可以随便“点将”，还可以从天津下乡插队的知青里选，所以哈布图改学校的师资要比别的学校好许多。
父亲抓教学有很多感人的场景，多少年过去，在我的记忆里仍然那样鲜活。他对老师们说，学校办得再好，孩子们啥也没学到等于零，咋教好孩子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管你们咋能教好学生!夏天的时候，学生五点放学，哈布图改的老师们七点下班，雷打不动备课两个小时。老师们备课的时候，父亲去学校的菜园里帮学校的伙计摘菜，老师们下班回家每人会分到几根黄瓜、几斤豆角。老师们买菜有学校的专用菜票，一斤黄瓜二分钱，一斤豆角五分钱。冬天，老师们每天晚上六点都要到学校备课，一直到晚九点。父亲的冬季是最忙碌的，他利用老师们回家吃饭的间隙把炉子点着，把屋子烧热，然后把所有的十多盏煤油灯罩都一个一个擦得亮亮的，有一点点污迹都要小心翼翼地嘴贴着灯罩吹出哈气再反复擦反复看，直到薄薄的灯罩透亮到闪出一丝寒气为止。煤油灯的光亮是很微弱的，若灯罩擦不亮更是一片昏暗，只有凑到灯下才能看清哪个是字哪个是数。灯捻要时不时地拨一下，一个晚上备完课，老师们的脸被煤油灯的烟熏得黑一块儿白一块儿，特别是看每个人的鼻孔，都黑黑的，就像一个个袖珍烟道。几个女老师戴着厚厚的口罩才得以幸免。
这一年，父亲决定给老师们换最大号的煤油灯，大号灯灯座儿供销社有卖，灯罩却买不到，附近几个大地方宝龙山架玛图也没有。想买要去一百多公里外的通榆县，那里有一个生产煤油灯罩的厂子。父亲去买灯罩那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天出奇地冷，父亲戴上狗皮帽，棉衣棉袄外套了一件羊皮大衣独自一个人就出发了。第二天天很黑的时候，他背着一大花篓的灯罩，手里还拿着好几根麻花，一兜子的冻秋梨，抖落着满身的雪花，笑盈盈天兵天降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突然出现让我们既惊喜又有些遗憾，因为我跟小伙伴们都说好了，结伴去哈布图改铁路乘降所接父亲的，这是父亲每次出差必有的最高礼遇。父亲许是怕我们几个大雪天胡闹，故意跟我们说要好几天才回来，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结果把我们喜迎父亲凯旋的那份骄傲那份庄严很轻易给去除掉了。
哈布图改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车站，名字也很古怪，叫铁路乘降所。父亲每次出门总给我们带一些好吃的稀罕的东西，他前脚走，我们马上开始策划如何迎接满载而归的父亲。我和弟弟，还有我们俩的一群玩伴，早早地等候在那里，等待那一列激动人心的火车鸣着笛神气冲天地开进来。乘降所没有站台，下车的人要从一米多高的地方跳下来，老人小孩还需抱着扶着才能下车。每当父亲从高高的火车上纵身跳下来的时候，我总是不能抑制内心的激动，感觉父亲那么高大，那一刻，敞怀的皮大衣会迎风抖起，雪白的羊剪绒在微弱的光亮下闪出的白显得那么高贵那么潇洒从容，好像这列火车就是我父亲一个人的。我和弟弟特别骄傲地喊着“爸爸”冲上前去，父亲微笑着环顾他的孩子们，十分得意地把那些从城里买来的稀罕物交到我们手上，然后一路大摇大摆地回家。
父亲每次去城里，都要给我买“小人书”画本，我的小人书画本积攒了好几个纸箱。“小人书”可不是那些好吃的东西能比的，那时候虽然特别渴望吃，我总觉得城里人的好吃东西挺讨厌人。父亲每次带回来的那些好吃的闪电般从我的嘴里飞驰而过穿越味蕾，再也不见回头。而小人书是神奇的，让人稀罕不够，还能招来好多朋友跟在你屁股后面。村里谁的小人书多谁的朋友就多，谁就可以趾高气昂。小人书还可以跟别人的小人书换着看，更开心的是小人书的“魔术”会变一把炒苞米花一块糖。某一天，我的玩伴兜里满满的一兜香喷喷的苞米花，伸出手讨，他只肯摸出几粒，恰在这时，小人书闪亮登场，我故意把新买的小人书拿出来在他眼前秀一下、炫一下，呼之欲出的那些英雄、那些故事，产生无穷的“魔咒”效应，惹得玩伴的眼睛直勾勾的，出手欲抢夺我的小人书，哪有这等便宜的事儿呀!想看吗？玩伴乖乖地点头，给我一大把苞米花!他摸摸兜里苞米花，咬咬牙，很心疼又很无奈地抓出一把苞米花，然后抢劫般地夺起小人书，躲一边直着眼地翻起来。而我，则一粒一粒很优雅地一边往嘴里扔着苞米花，一边神采飞扬绘声绘色地给他说书上的故事。
看小人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着迷，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钻到大大的柴草垛里，暖暖的，干草的馨香和书本里故事的魔力围绕着一帮孩子，再冷的天也不觉得冷。有的时候天都黑了，忘了回家吃饭。夏天里，我们更是惬意极了，小人书和我们一起玩耍，在草甸子上一边捉蝈蝈儿，放小牛犊，割青草，一边看画本小人书。牛犊吃饱了，它会乖乖找一树荫眯一觉，我们就枕着憨睡的小牛犊看书唱歌讲故事，还可以陪着小牛犊美美地睡一觉。我现在想起来，牧野，草垛，小牛犊，小人书简直就是我童年的快乐源泉。
童年快乐总是接踵而至的，村野有村野的乐趣，校园有校园的快活。父亲为孩子们营建的这方乐土只有到了夏天才更加光芒四射。每天早上，孩子们都早早到学校了，校园里的笑声歌声会飘得很远，有跳绳子的，捉迷藏的，打篮球踢足球的，也有一些悄悄到教室看书写作业的。校园早晨的第一声钟声是响亮而执著的，能让全村人都听到。孩子们有些依依不舍地停下玩闹的脚步，回到教室坐定，这时，手里攥着几根粉笔掖着一摞作业本的老师才奔进教室。我们的晨读和牛的羊的叫声是此起彼伏的，间奏是各种鸟的鸣叫声。每天早上第一节课，父亲都会走出办公室远远地聚精会神地望着那一排排的教室，有时在两排教室间来回踱步，风雨无阻，无论冬夏，似乎很享受。多年后我问个中缘由，父亲说，没啥，听孩子们读书听上瘾了，有一天不听，就浑身不舒服。
父亲对学校对孩子们的爱是热烈的，毫无保留的，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他真切地爱着他的每一个学生，爱着校园里的一花一木，每当说起学生说起学校，都是那么情真意切，开心和骄傲溢在他情不自禁的表情里。都说老人是活在回忆中，父亲离休后，逢人便讲他的昔日辉煌，他的学生，他的孩子，不曾想，这样的好心情在他随我们进城后几年被打破了。第一次是因为他听说学校的一大片树林被砍光了，第二次是听说哈布图改的学校的院子要卖给个人，哈布图改学校撤并了，那几天他口中不停地叨咕着“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到最后又是拍桌子又是骂人，还大病一场，他曾近乎绝望地对我们说，我到死，再也不回哈布图改了。
父亲病重的时候，他对我说，最想见和他一起建哈布图改学校的白凤山、马满仓、张玉宝这三个人。那天，已经有几个月靠喝米汤度日的父亲见到了他的三个老友好像回光返照，竟然要我把他扶到卧室。四个老人围坐在一起，谈起往事都兴奋得像孩子，笑得那么灿烂，一点也没有诀别的样子。父亲蜡黄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反复说：见到你们三个人我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了。三人临走的时候，他还把自己心爱的一顶礼帽、一个蝇甩子和一副拐杖送给了三个老伙计。一个月后，父亲去世，我们把他葬在他参加工作建第一个学校的地方，白音花村南边一个叫察干胡硕的高岗上。
刊于《草原》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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