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论道
湖湘文化是一个兼具时空双重属性的地域文化体系，由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族民众，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层层积淀而成。夹山茶禅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湘文化内核——湖湘文化精神内核——宋明理学，其内里有着来自夹山的万丈佛光。有人说，中国文化演进孔、朱、曾三大成。又说，湖湘文化“两杆子”，一曰笔，二曰枪。玩笔杆子的朱熹——朱大成，集理学之大成。既玩笔杆子又玩枪杆子的理学大师曾国藩——曾大成，成了清末中兴名臣，古今完人。朱大成，曾大成，没有“茶禅一味”难大成。
夹山 “三禅三同步”茶禅文化
夹山茶禅文化三禅三同步，伴随湖湘文化足音从夹山走来，丰富了湖湘文化内容。
所谓夹山三禅三同步——
第一个同步，善会开山草创与湖湘文化起始期的“湖湘学”同步。
“会昌法难”不久，善会求师问道，道吾禅师启示他：“你名声大，要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地方去求师。善会到了一条船上，认定这个无瓦无地之所，可以立身。船子拿起船桨当即把他打下水去，按住他的头。善会呛得眼冒金花，求饶说：“不要按了……”。后来船子对善会说了一首偈语：“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吩咐善会到深山老林修行去。善会东寻西找，到了夹山，觉得与船子说的偈语意境相同，便住了下来开山建寺。善会开山草创时期悟出的“茶禅一味”与“湖湘”地理区域形成时期同步，与湖湘文化起始期的湖湘学同步，其意义是深远的。因此，谈及湖湘文化时，不可忽略此一问题。
第二个同步，即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圆悟碧岩评唱，以及《碧岩录》最终成书，正好与北宋亡南宋立同步。
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十卷.宋.圆悟克勤著.覆元本.妙心寺刊本
历史，从来就是政治的历史。而不单纯是文化的历史。靖康二年，金兀术饮马黄河，攻进汴京。掳走徽钦二帝，百姓尸骨填沟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洗雪“靖康耻”。恨不能“蹀血虏廷”，杀他个夷种匹马不留。然而，蔡京童贯奸佞当道。有着爱国心的士人们满腔悲愤却不能杀敌报国。只能哀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万般无奈的士人们流向禅门，让磨难煎熬的心灵有所依托。于是，圆悟《碧岩录》应时而生，坚忍不磨地继续完善和刷新夹山茶禅文化。
圆悟在夹山开讲《碧岩录》恰恰碰在北宋灭亡这一中国文化史上发生重要转折的拐点上。特殊的时代，使夹山茶禅文化对“文化转折”产生历史性作用。也就是说，夹山茶禅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发生转折。没有这个转折，便没有南宋以后华夏文化的转型，也便没了朱熹圆融儒、释、道三教合一促使湖湘文化的成型。一个转型，一个成型是何等重要！
我们在探讨夹山茶禅文化与朱子理学及湖湘文化时，另有一重大问题不可忽视，即圆悟克勤在磨难中磨出的《碧岩录》——“宗门第一书”，表明《碧岩录》可与《坛经》相比。佛教中只有释迦牟尼的著作方可称“经”。可见，“宗门第一书”——《碧岩录》的崇高已达极致。既然为“第一”，即有“统领”和“履盖”的含意。若不正视这一点，便不能清晰看到：夹山茶禅文化对朱子理学和湖湘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受禅宗熏习而成为湖湘文化杰出代表人物身上的亮光是因为夹山茶禅文化的折射。
第三个同步，明末清初甲申年（公元1644年）“帝王禅隐”与明亡清兴同步。
甲申3月19日，崇祯成了古槐上的悬物。李自成做了大顺帝。然而，4月19日自成亲征山海关，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逃。老百姓说他，男怕3、6、9。短短的时间里，伴随大顺帝跳荡的数字全是3、6、9。时间虽短，而心路历程却是漫长的。其间的痛苦折磨，怎是一言能尽呢！这种结局，或许命运注定。所谓“命运”，表层上无迹可循，而实质上却是一种因果必然。看了《碧岩录》的曾国藩说出另外两句话：“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这或许是注脚，也或许是曾国藩的“克勤”情结，此是后话。
且说这位“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庭”的大顺帝在兵败如山倒的磨难中脱掉龙袍披袈裟，遁隐青嶂岭入了禅门。他禅隐蓄志，以图再起，眼看联明抗清未遂心愿，便在寺中静思静虑，悟出：“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他在寺中整整住了30多年，使得丛林大举，门徒弟子数千众。认真修行的奉天和尚常有禅诗自心性本源处发出，熏染着农夫渔樵，使得当地民俗文化朝前迈进了一大步。隐喻着张献忠，李自成打败了明王朝，却让满清辫子王朝沾了便宜的民谣生動感人寓意深刻，如“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这类歌谣在湖湘大地流传，又引发若干民间故事，丰富了湖湘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而流落在澧水流域的李氏后裔们，也极大的促进了湖湘文化发展。如著名作家丁玲说：“临澧蒋家原为李自成的后裔。蒋家很有钱，而财产多在外地，迁来临澧这地方，正是明末清初……”有了钱，当然好办事，也就可以让后裔们有条件读书了。原名蒋冰之的丁玲，自称是李自成的后裔，她读书能从南京读到北京，从上海读到天津。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名人。这大概也是夹山茶禅文化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吧。
三禅三大步，在夹山茶禅文化史上迈得铿锵有力。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步起始时，都踩在社会剧变时期。大凡此一时期，多有磨难。尤以善会开山时期所遭受的“会昌法难”，最能说明此一问题。
唐武宗会昌四年，武宗下诏，拆除佛教寺庙，迫令僧尼还俗，将千万顷田地收归国有。焚烧经像，打碎铜铁佛，做废品收购。名僧高徒纷纷逃窜，或被迫还俗，或隐匿权门。而远走深山者为多。这场发生在武宗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史称“会昌灭佛”。65岁的善会正是在此一时代背景下，以年迈花甲之身几经辗转来到夹山，开山弘法。其间的艰苦磨难，忍受的委屈、歧视、冷遇和无端的指控，或许也只有受过磨难的人才能洞透。而此一磨难，却极能磨炼意志，煅造思想。但凡经过磨难的人，因为受过非人的待遇，总觉一条命只当是捡来的，全不把“命”当回事，其行为及思想往往“横冲直闯”，不存顾虑。因之，而孕育为敢打敢拼不要命的奋斗精神。湖湘文化杰出代表曾国藩，曾经意味深长的说了这样一句话：“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这句话，便形象描绘了此种意志和精神。而此种特异意志和思想非经磨难不能成。正是因了善会草创时期忍辱负重坚忍不磨的精神傳承，才有了夹山寺“帝王禪隱”時期的正殿九进，占地百亩，而不得不“骑马关山门”的繁荣和“茶禅一味”的佛光远映。
据此看来，夹山茶禅文化草创时期坚忍不磨、百折不挠、敢为天下先、敢于牺牲的殉道思想之“种”，便是湖湘文化内蕴的“基因”。也就是历史上所言的“种族”因素，也可理解为“文化传统”的“基因传承”。随着历史演进，它已内化为湖湘人的一种人格特征，一种心理积淀。
此种“基因传承”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钱基博先生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唯其耐艰苦，故强”。湖湘人不畏艰苦的精神风气，就是指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为湖湘文化中“数千年之古风”。这种“古风”中有一股——善会开山建寺時便融进了“茶禅一味”的禅风。
夹山“茶禅一味”向宋明理学的影响
茶禅文化杰出代表圆悟克勤是两宋最有影响的高僧。著名学者南怀瑾这样评价他：“圆悟克勤是个了不起的禅师。圆悟克勤之好，在于学问好、修持好、样样好，可以作为修证的榜样”。对圆悟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他指出：“南北两宋时期的圆悟禅师，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人物。研究起来，宋代理学家的思想发展及修养的变化，都与圆悟克勤有关系”。
所谓宋明理学，其最高范畴“理”的哲学基础即为禅学的“心性”。而茶禅文化的精髓——禅境，便是心性的产物。理学家们提出：“心即理”，“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理学不过就着禅学的框架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至于理学主张的“静坐修养”、“收敛身心”，则更是茶禅 “静虑息念”的直接搬用。因此，梁启超把宋明理学称为“儒表实佛”是有道理的。王夫之也说：“无佛学即无宋明理学”。顾炎武说得更明白：“今之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对此，圆悟克勤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正是他写的《碧岩录》，为理学的核心——“理、气、心、性”的体用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宋明理学完成了这一圆融儒释的历史使命，使“茶禅一味”能站在儒的立场，可以称为“禅儒一味”。而站在禅的立场，又可称为“儒禅一味”。自此，禅与儒变为一体两面，半儒半禅，亦儒亦禅，或逃儒入禅，或逃禅入儒。
于是，南宋以后的儒学也出现了许多新面貌：
其一，南宋儒者的语录典籍，受《碧岩录》影响致深，理学家的不少语录由禅宗的语录转化而来。
其二，禅宗有“公案”，理学家亦有了“公案”。
其三，儒家“道统”观的形成与确立，因禅宗“宗统”观的影响，而同样强调“心传”。
…………
至于南宋后，儒家思想及心性论方面的变化，也随“茶禅一味”的融入而焕然一新。本文以宋明理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朱熹和曾国藩为例，于后述之。
禅宗对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影响
南宋，湖南兴起“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先驱胡安国及儿子胡宏都以“性”为宇宙本体，认为理学中最高范畴是“理”、“性”，显然受禅宗心性说影响。而圆融儒释道的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更是促进了湖湘文化的成型。可见，禅宗极其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的思想传统。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
朱子理学绵延夹山一脉——朱熹从小生活在“和尚窝里”，喝着碧岩品牌的禅宗思想乳汁。
他的先祖大多与禅宗青原系和尚有着拉拉扯扯的联系，或从其禅宗思想中吸收了营养。朱熹的祖父朱森、叔父朱槔以儒入禅。朱熹的父亲朱松、岳父刘勉之两人都因习禅而成为道谦禅师的朋友。朱熹的外祖父祝确也是一位出色的禅徒。朱熹的母亲以及两个舅舅——祝华、祝莘也是以儒生习禅的角色。
朱熹的很多学友也参禅且吸取了理学体系建构者“二程”的學養。程颢自称“出入老释几十年”，而后借用禅学思维方法反过来读儒经，方始有所悟了。所谓“格物致知”实受禅宗 “顿悟”的影响。
朱熹本人也向道谦和宗杲习禅悟道。道谦禅师是大慧宗杲的得力弟子。宗杲是圆悟徒子，道谦为其孙，源出圆悟一脉。朱熹17岁认识道谦后，道谦以禅宗兼儒学教育他，朱熹悟到了纳释入儒的妙处。他18岁参加会试，唯一带的那本书，便是道谦编的《大慧语录》，居然中了进士。受道谦影响，“半日静坐半日达摩，半日读书半日汉儒”的朱熹多次致书宗杲，他与宗杲在天心寺畅谈佛禅，朱熹豁然开悟后，给宗杲写了一首《天心问禅》诗：“年来更惑青苔路，欲叩天心日不撑。几度名山去作客，半墙禅院水为僧。漱流枕石心无语，听月煮书影自横。不待钟声驾鹤去，犹留夜籁传晓风”。宗杲收到这首充满敬意的诗后，也回寄一偈给朱熹：“天心一晤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
他俩互相珍视着“兴来常与精神会”的情感，形如一人。日后的考据学者评价说：“刘子暉为朱子取字‘元晦’，与宗杲字‘昙晦’有关系”。可见，他俩密切的情感不同一般。
随着朱熹与宗杲相识后的密切交往，朱熹更清晰看到了皇帝御赐法号的宗杲禅学中有着：一是积极进取；二是慷慨批判，给报国无门的士人以安慰；三是独立不羁，颇具反潮流精神；四是强调“妙悟”等四大特色。这类特色构成了朱子理学的思想营养剂。
思想或精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思想精神。从朱子“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的渊源中，我们看到了朱子在其成长的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思想与夹山茶禅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导演出两个后果，一是直接造成朱子理学中佛禅成份。二是直接影响了朱熹对佛禅的态度。两个后果使朱熹在承前启后，创建朱子理学时自觉不自觉吸收了佛禅思想。
如朱熹论述“穷理”的途径——“格物致知”时，认为先是“格物”，而后豁然贯通的思想，就是禅宗渐修和“茶禅一味”中“顿悟”思想的反映。
又如朱熹最喜欢的那本《大慧语录》卷28中，有宗杲说的这样一段话：“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酥酪醍醐，搅成一味”。这则源自《碧岩录》中的所谓“截断两头”的不二法门，被宗杲演绎成这般境界，显然促进了朱熹日后提出“即物穷理”，而为“实事求是”的衍生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此处所谓“搅成一味”，笔者认为就是我们说的“茶禅一味”。
可见，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和经学家，是在绵延着夹山茶禅文化气氛的社会关系网和家庭环境中完成的。朱子理学有着夹山一脉。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
朱张渡口荡漾碧岩余波——公元1167年8月，满脑壳禅宗思想的闽学代表朱熹来到长沙，专程造访满脑壳禅宗思想的岳麓书院主事、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从此史称“朱张会讲”的论坛展开了。两位圆融儒释的大师开坛讲学，湘、赣、川、浙及江苏等地学者纷纷而至，席地而坐。此一盛况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两宋之交各类矛盾的引发与徽宗成了“三沉”皇帝关系极大。他的字画诗堪称一绝，前几年，北京嘉德拍卖会上，他的一幅画创下2350万元的天价。可见他的一流的艺术才华之一斑。但他的“三沉”：沉恋字画诗，使他不理朝政。沉恋道教，自称“道君皇帝”，大兴道观，干扰朝政。沉恋女人，与李师师风花雪月，疏于朝政。文人说他迷于艳事。因而，使得他政治上一塌糊涂，可谓古代的“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皇帝有的毛病他都有，凡是英明君主的优点他都没有。在历史上写下——他就是昏庸、无能、懦弱的化身。
据史载，靖康二年正月开封城破，“哭泣之声遍于闾巷，闻者不胜其哀”。金兀术掳走徽钦帝及后妃、皇室，贵胄家人等，共一万四千多人的大批俘虏北去。漫漫数千里，一路之上，金兵随时于队伍中拉出一名女人侮辱，同行者以袖掩面，不忍相闻。徽宗皇帝艰难的熬到了黑龙江的五国城，过着羁押的日子。他的夫人，就是那个南宋高宗的母亲。
斯时，文明处于无文明的脚板下，文化处于无文化的掌心里。跟野蛮的金人讲廉耻，讲人伦，讲礼仪，讲孔夫子的儒家伦理，完全是对牛弹琴。
在汉族知识分子眼中，金兀术之流的恶行，绝不是对昏庸倒霉的徽钦二帝的侮辱，而是对中国数千年文明的践踏。“臣子恨，何时灭”？于是，他们决心“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于是，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以“一旅孤军”，一鼓败虏。眼看可以“一鞭直渡清河洛”，捣碎金朝黄龙府。但是，奸佞当道，高宗皇帝的私心所虑：上届皇帝回来了，他这个宋家铺子的“法人代表”往那摆呢！于是，求和。于是，把那杭州当汴州。
儒教文化让野蛮践踏得“斯文”扫地，信道教的皇帝做了俘虏。战将岳飞屈死风波亭。忧心重重的文人绝望了，只能壮怀激烈的“仰天长啸”，空有泪满襟。老百姓也绝望了。朝野上下梦魂无所依。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素有忧患意识的士人满腔热血，急需谋求精神出路，寻找到一条渲泄情感的通道。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当宋人不能用传统的儒学解释社会现象和安慰烦闷热燥的心灵时，充满禅宗思想的“朱张”论坛，便在粉墨登场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朱子理学也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日益走向成熟。如果没有“茶禅一味”的忝入，朱张论坛也只会门前冷落车马稀。
世界上所有“事”的发生，都有一个“理”。这就是朱熹说的“即物穷理”。朱张论坛兴盛的“理”，主要是——朱张三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在宋孝宗隆兴元年腊月。张栻的老爸张浚是圆悟克勤的学生，也是岳飞的“战友”。张浚时为右相，张栻也为皇帝看重。父子两人都是天子大堂座上客。而朱熹仅是泉州同安县的主薄。而同安县的地理位置，是一个“老、少、边、穷”的地方。朱熹无权无钱，没人瞧得起亦如笔者般的寒酸角色。朱熹依着两人在书信中建立的学术交流情感，冒着穿骨的冷风走上了拜访的道路。堂重臣张栻非常热情的接待了他。两人一见如相知若干年的老友。各自畅谈学术思想。仅隔一年，朱熹千里迢迢赶去为张栻的父亲张浚送葬。尽管张栻有失父之痛，但却忍着悲痛与朱熹热热和和谈了三天。宋乾道三年，朱张两人有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第三次见面。话题从“太极”之“理”展开，朱熹极为赞同湖湘学派胡宏的源自禅宗的“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观点。朱张论坛也随之开张，两人口水飞扬的大谈其心性关系，从禅宗“静悟”到“诚心、纯心、养心”等一系列心性理论及修养方法和“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思想。具体内容因当时没有录音机，已无法详知。但据史载，记载朱张论坛的活跃场面确十分详细。
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
朱张两人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两地轮流讲演，同舟往返湘水之中，“朱张渡”由此得名。两地讲学达两月之久，听讲的人奔走相告。听讲之盛，有“一时车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之说。明白点说，因听讲的人太多，用来烧茶水的井水，很快吸涸了。这或许有点夸张。更有夸张之说：听讲的人为了能坐在前面一睹朱子“芳容”， 个个快快跑，人人跑得快，跑着去争一个座位，免得在后面听不清朱子讲的什么，竟然连脚下的鞋子都跑掉了，而不愿弯腰捡起穿在脚上，担心后面涌来的人把自己踩倒在地上，以致地上的鞋子被清洁工捡了几箩筐。
朱张会讲于岳麓，这一思想史上的大事发生，湖南才在中国正统主流文化中取得独具影响的一席之地。夹山茶禅文化也趁此机会走入文坛的合法席位。这一文化系统，从宋迄明清一脉相传，进而使其思想的光芒折射到近、当代。
长沙朱张渡 文津牌坊
朱张二人讲学期间，横渡湘江来去两个月之久。此后，人们将朱张涉江渡口称为“朱张渡”。张栻辞世后的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史，移节长沙，仍取古渡口来往于岳麓书院与官衙公署。白天办公，晚间讲学。讲的就是圆融儒释的朱子理学，听讲门徒多达千人。如此看来，“文化”这个东西确实需要兼容并蓄的互相交流。而这个朱张渡口，便成了朱张圆融儒释进行交流的起点和桥梁。也可以说：朱张渡亦是夹山茶禅文化慧映湖湘的历史之渡。程朱理学绵延夹山一脉，朱张渡口荡漾碧岩余波。
曾国藩与夹山茶禅文化
湖湘文化杰出代表曾国藩，在夹山茶禅文化灵光沐浴下，静虑、静修、静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收到了前无古人的效果。因而被称为“百代之师”、“古今完人”、中国文化“三大成”中的“曾大成”。但，若无“茶禅一味”“曾大成”便难大成。
曾氏一介书生，“原想著书立说”做名“经师”。但太平军起事，满清“中央军”与之交锋，屡战屡败。曾氏奉诏办团练，却屡败屡战，终致打败了太平军。湖湘文化“两杆子，一曰笔，二曰枪。”都成了曾国藩治军最厉害的“两板斧”：一杀人，二洗脑。对部属洗脑是理学大师的绝活。曾国藩深知“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他们的行动”。他总是拿“存天理，灭人欲”的钢筋铁箍，死死套在部属的头顶，有事无事念着咒语。“洗脑”——便成了曾氏的看家本领。自湘军成功，老字号的“曾剃头”铺号商标便早已在人们心中注册了，足以说明此位“参禅精子”够狠辣的。他对禅宗涉入之深非一般人可比。曾国藩写的禅诗，大多来自“茶禅一味”的禅悟，深奥难懂，解读甚为不易，随便摘录几句：“更向禅宗参玉版，花猪竹鼠肯分否？”、“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曾国藩
以上数句，反映了曾国藩对禅宗的体悟。既可看出他努力参禅修定的结果，也可看出湖湘士人心中对《碧岩录》的一种“情结”。曾国藩深知禅宗是从“静”中来，静坐静虑，是禅者参禅悟“理”的重要课程。外不动心为禅，内不动心为定。关于他的参禅静悟，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载：
道光22年腊月初八所立课程“静坐”一条：“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他体会到要真正入静，需抛弃一切杂念，“然心有私着，无着则静矣，抑亦诚矣。”此处“私着”，“无着”正是《碧岩录》中反复提到的地方。当我们回望他书斋静悟，身“如鼎之镇”感悟“茶禅一味”时的情景，觉得曾国藩长期坚持参禅，确实收到了滤心清神的效果。
取名字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思想取向。曾国藩在确信禅宗有益于净化人心之后，改名曾涤生。他在道光20年4月22日日记中：“涤者，取其涤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曾国藩就是这样模范的实践着新知与旧学的关系，圆融着儒释，经世致用。即以禅涤心而走向入佛的新生。
本文不妨仍举一例说明曾国藩参禅静虑、静修而达到静治：
曾国藩在一则日记中写道：“讹言是日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被斥之为杀人如麻的“剃头匠”竟然写出不忍看杀人而感“旷日荒谬”，说自己简直不是人。如此作派，怎不被腐儒们抓住把柄，而斥之为“伪”、“奸”、“诈”呢！
理学大师曾国藩——这位“百代之师”，“古今完人”，既杀人又参禅的思想及行为，当传统儒学无法解读，只能指认为“伪”、“奸”、“诈”的时候，我们却可用夹山茶禅文化智慧的解剖刀来解析思想气度了。
太平军起事，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并加以中国化而演译成的“拜上帝会”。曾国藩正是看到了洪天王思想深处的漏洞，深知传统文化才是绵延中华数千年的命脉，便以捍卫文化名教作口号，动员士大夫和乡下老实农民参军参战，这便是——湘勇。
这支部队成立时，便如园悟克勤禅师般敢于“超宗越格”。此处的“超宗越格”，指的是：人们历来把凭着朝廷给的“编制”，即序列、职位、吃着“皇粮”的军队、机关、单位和官员视为“正规”。而曾国藩用禅宗“超宗越格”的创新精神组织起来的生力军——湘勇没有“编”，不吃皇粮，经费来源是“政府财政预算外自筹资金”。此一经济基础确立了“湘勇”无所依赖的生存意识。因而，生来便有强劲的冲击力。曾国藩不停地用园融儒释的理学思想去给他们“洗脑”， 无往而不胜。一场满汉之间的两个腐朽政权的打架，被理学大师说成是维护名教。也就是说，湘军出师，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过人之处，便是通过静虑、静修，让禅宗智慧启迪自己，在“茶禅一味”中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有号召力的口号，收到了静治的效果。
太平军一直被上世纪的“一元论”者称为“革命军”，蒙蔽了不少人。马克思在1862年指出：“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一场满汉之间的战争，与其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打败了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打败了洪秀全，实为理学大师带着湘勇用湖湘文化打败了变种的天主教——“拜上帝会”。可以理解为是夹山茶禅文化向湖湘文化折射着光芒。对于“曾剃头”不愿去刑场看杀人的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用《碧岩录》的光辉去映射，疑问即刻冰释。无怪乎，中国佛教权威学者王志远说：“当哲学走到走不下去的时候，不得不借助宗教。”
“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告诉众生：人生至高境界是一种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佛禅推崇非暴力主义精神，把戒杀放在最主要地位。曾国藩对佛教戒杀止暴之旨深有体会。其心仁慈，不忍杀生。不仅不忍杀生，连观杀，亦认为是“仁心丧尽”。但太平天国思想理论不合中华文明国情，太平军的行为在理学大师眼里更是一种“恶”行。按《碧岩录》卷一第四则：“有杀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杀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除“大恶”既是行“大善”，这在《碧岩录》的三十六对中，也己讲得非常清楚。他平定江南，已经除了“大恶”，放下屠刀即可成佛。所谓成佛就是寻求完善，由“杀人不眨眼”中获得“自由自在分”。于是，他平定江南后，即着手遣散湘军，并且首先从九弟国荃下手。让自己的亲兄弟和心腹部队首先得到“自由自在分”。这便是曾国藩由“无我”、“忘我”保住了“有我”成佛的高明之处。
曾国藩参透了《碧岩录》禅宗要旨。在每日必修功课——静虑中，他彻悟“外不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彻悟”的曾涤生所虑知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禅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他的内心对打仗杀人与放下屠刀的认识依从禅悟，已达不受任何外界现象和自我情绪的影响。他“悟”的是“无我”继之发展为“悟空”。这便是他尊崇的禅宗最根本的教义之一。何以为证？如心腹爱将彭玉麟眼看湘军如日中天，以十二字密信递曾国藩，劝其背清举事称帝。而曾阅之即撕，小声迭呼：“不妥，不妥，不可再议。”刀光剑影铁马金戈的军旅生活过去了，一片片肉身铺地，一颗颗头颅鲜血淋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理学大师再也不愿看到滴血的人头飞血落地。于是，便有了自裁湘勇，便有了前述日记中所记。又何以为“伪”、“奸”、 “诈”呢！儒学的不足啊，确实不能对人间万象解释尽净。而禅宗却轻而易举的把看似矛盾的现象淋漓尽致的“禅”清了。怪不得朱熹要以“茶禅一味”为学养，圆融儒释道三教，集理学大成。
曾国藩生前以军功加封太子太保，封一等候爵。人的肉身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人的思想仍然可以传承。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个肉身。久受禅风熏习的理学大师死后，谥文正。曾国藩生前有圣相之称，死后有圣哲之“谥”。荷叶塘的一介书生，可谓生前隆盛，死后隆极，隆盛至极。圆融儒释道的理学大师朱大成曾写下一首诗，似乎是赐给这位高足弟子曾大成的偈语：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曾国藩，他的肉身从荷叶塘走出来，他那思想的“方塘”中，却因了夹山“茶禅一味”的“活水”流淌，而有了天光云影般的佛光。使人不得不感叹：曾国藩被湖湘文化孕育得如此丰满，竟然是碧岩泉水的滋润啊！
（作者龚敏龙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雷春嫍 审核：曾景昌 签发：饶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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