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允（字执中）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第九回在二娄公子和邹吉甫的谈话中被提起，一直到第十三回退场，在近五回的篇幅中都有杨执中的出现。
清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身为名士的杨执中是书中性格鲜明的一个人物，并在全书中担当了某些“极重要的讽刺主题”[1]，他也因此受到学界的颇多关注。
与此同时，杨执中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2]，有人将其视为欺世盗名、品行恶劣之人，却也有论者认为他是“一个正派耿直读书人”，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节操”[3]，看似性格鲜明的杨执中似乎又是一个模棱两可、难以确评的人物。
事实上，便如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一样，杨执中也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小说人物，杨执中之所以会有如此鲜明的状貌，同时又展现出种种矛盾的特性，既与作者吴敬梓对其的塑造方式相关，也与杨执中的原型人物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一原型就在作者吴敬梓的交游圈中。
本文便通过对于杨执中原型人物的考论，梳理这一人物与小说相关的生平、性格等人生面相，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杨执中这一人物的形塑过程及其叙事意义。
1、杨执中原型人物考
卢见曾编《国朝山左诗钞》
乾隆五年（1740），曾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被遣戍塞外边地的军台效力，临行之前，士人高凤翰等人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为卢见曾送行，有近二十位士人为此图题诗[4]。
在这些诗作中，便有吴敬梓所写的《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一诗。在参与题诗的士人里不乏吴敬梓的好友如程梦星、周榘、江昱等，此外，季苇萧的原型李葂也在题诗者之列，如果再算上被学界视为荀玫原型的卢见曾，这次题诗活动及其相关士人对于考察吴敬梓的交游以及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在诸多的题诗者中，有一个值得特别加以注意的人物，此人便是王藻。
王藻（1693—？），字载扬（有时也写作载飏或载阳），号梅沜，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镇人。
在《儒林外史》中，杨执中不仅参加了二娄公子所办的莺脰湖之会，同时也是莺脰湖众名士中的重要一员。而王藻就住在莺脰湖之滨，在其诗中有“我家莺脰湖边住，也与渔樵唤弟兄”[5]之语，其诗集也便名曰“莺脰湖庄诗集”[6]。
在客居在外之时，王藻常常以“莺脰湖”来寄托家乡之思：“因忆莺脰别来久，几时婀娜挂轻帆”、“故里莺脰水，竞渡应喧腾”[7]。
莺脰湖
也正因为这一原因，他的知交好友往往将莺脰湖视为等同于王藻的一个诗歌意象。
在其至交鲍鉁的《道腴堂诗稿》及《道腴堂诗续》中，有五十余首诗都与王藻有关，而在结识王藻之初，“莺脰湖”则几乎是鲍鉁在写及王藻时的诗中必用之语：“莺脰湖边客，扁舟肯乐群”[8]、“莺脰湖头别，相思漫五年”[9]、“若论吴江后来秀，绿波莺脰渺无津”[10]、“京洛偶游戏，遄归莺脰湖”[11]、“早闻莺脰好湖光，倚重青杨与白杨”[12]。
在王藻其他友人的诗文作品中，莺脰湖同样是可以与王藻等同的文化符号：“淼淼春波碧，千秋莺脰湖”[13]、“何当与子莺湖曲，雨笠烟簔一钓丝”[14]、“凉生白纻虎丘寺，响入绿蓑莺脰湖”[15]、“山光泼虎邱，湖色灔莺脰”[16]、“高坐暖风迟日里，知子燕塞忆莺湖”[17]。
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到，在友朋的眼中，王藻与莺脰湖之间几乎是难分彼此的：非但提起王藻便要说及莺脰湖，由于王藻在诗坛的声名，在当时的语境中，当说到莺脰湖的时候，王藻也几乎是首先会被勾连起来的诗人。
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甚至也一直延续到王藻逝世多年之后，当有士人来到莺脰湖时，首先想起的仍然是王藻：“乌㮄摇烟下荻塘，荻花萧瑟水风凉。生怜鹿野联吟者，寂莫人间王载扬”[18]。
莺脰湖
在《儒林外史》中，杨执中是生意人出身，曾在盐店中担任“管事先生”[19]之职，这也是官府的公文中为何会称其为“商人杨执中”[20]的原因所在。而王藻原本也是一个“商人”，据袁枚《随园诗话》，王藻曾“贩米为业”[21]。
杨执中是由于得到二娄公子的赏识和帮助，才从“商人杨执中”的身份及其带来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成为被相府延为上客的名士。王藻实现身份的蜕变也是因为有贵人相助：“吴兴沈编修树本见之叹为异才，招至家相与讲论，由是弃业读书，学益进”[22]。
在杨执中得到二娄公子知遇之恩的过程中，他写在一幅素纸上的七言绝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正是看到了这首诗，二娄公子“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23]也便因此愈发坚定了要与之相识结交的念头。
而王藻得到沈树本的赏识也是因为他的诗作：“《偶题桃源图》云：‘相看何物同尘世，只有秦时月在天。’以此受知于沈䑳翁（按：即沈树本）先生，四处揄扬，遂弃业读书。”[24]
《晚晴簃诗汇》所收王藻诗作
杨执中在小说中是一个“穷极的人”：不仅“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甚至在除夕之夜也“到底没有柴米”。由于知道杨执中家中贫寒，为了在杨家接待来访的二娄公子，邹吉甫带去了酒肉、蔬菜，但却还是没有料到杨家竟然穷到连米都没有，最后仍是邹吉甫掏出银子才买来了米[25]。
如此一连数笔，小说将杨执中的贫寒写到了极处。王藻也是一介贫士，县志中便说“藻居平望，家贫”[26]，而其友朋的诗文也屡屡提及王藻的贫寒，诸如“载扬家故贫”[27]、“而幼孤长贫”[28]、“家无一棱田”[29]、“山田无半亩”[30]、“五月而披羊裘，三冬而衣皂褐”[31]等所指向的都是王藻的贫寒。
虽然几乎是一贫彻骨，但杨执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兴趣。邹吉甫到他家时，“杨执中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炉，拿一方帕子，在那里用力的擦”。据他自己所说，家中连过年的柴米都没有，可他还是拒绝了别人收购此炉的开价，除夕之夜“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
明明是一家人早饭都吃不上，杨执中却仍然在“摩弄这炉，消遣日子”，并向邹吉甫夸耀道：“你看这上面包浆好颜色！”
便如评点者所说，通过这些描写，在杨执中乍一正式出场的时候，便写出了他的“呆气满纸”[32]，而将衣食之忧完全置之脑后，只是沉溺于赏鉴摩挲之中，杨执中对于此炉的癖好之深也充分地体现在这些细致的工笔描摹中。
《莺脰湖庄诗》
同样是“家本贫，衣食不足以赡”[33]，王藻在收藏方面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好蓄宋板书、青田石印章”[34]，而且“好载籍、笔墨、彝器、雕刻、玩弄之具，星罗于几席，以自为娱乐”[35]，甚至由于“性癖嗜文博具”，“辄便质衣买之”[36]，以至“恶衣粝食，冬寒衣敝袍”，却依然“人多笑之而不悔”[37]。
除了对于炉的兴趣，“又好看的是个书”是杨执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盐店做管事时，杨执中“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正是由于平时在店中“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最后亏空了店中七百多银子，以至深陷囹圄；在出狱后，杨执中也不细究是谁救了他，只想着“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38]。
在好看书这点上，王藻也同样如此，不止是府志中称其“好读名人诗集”[39]，“性耽书好学，每得一编辄宝爱之，摩挲不忍释手”[40]、“顾好读书”[41]、“博涉书史”[42]、“此郎与物百不谐，只有缥缃动颜色。半生舟楫兼蹏轮，兔园册子皆随身”[43]，由上述诗文可见，耽于读书也几乎是友人在谈及王藻时的共同评价。
乾隆四年的除夕之夜，王藻客居好友鲍鉁的官署并向之借阅《蓉槎蠡说》一书，鲍鉁为此写了一首绝句送给王藻，其中有“利锁名缰天下是，几人除夕借书看”[44]之语，从中既可看出王藻的好读书，在杨执中除夕之夜摩弄那炉与王藻除夕之夜借书看两幅画面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鲍鉁《送蓉槎蠡说与王梅沜附一绝句》、《赠王梅沜兼怀金寿门张玉川二首》，《道腴堂诗稿》卷二十六。
便是由于在收藏与读书方面异于常人的这些癖好，在盐店中人看来杨执中是一个“老阿呆”，权勿用也说“杨执中是个呆子”，小说评点者亦将其称为“杨阿呆”，小说作者则通过叙述将“古貌古心”[45]作为对于杨执中性情的概括。
“不随俗所尚”[46]也同样是王藻性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相。在刘大櫆所写的《王载扬诗集序》中有如下之语：“昔米芾作唐人冠服，违时异俗，人谓之颠，载扬亦似颠；倪瓒构云林之堂，置古鼎、尊罍、玉器、书画其中，人谓之迂，载扬亦似迂。”[47]张凤孙也称王藻“睹奇石而低头欲拜，癖差类于米颠；值穷途而破涕为懽，狂转加乎阮籍”[48]。
在别人眼中被视为颠、迂之人的米芾、倪瓒等在王藻看来却是值得效仿的先贤：“横幅新图仿昔贤，倪家迂与米家颠”[49]，而从刘大櫆和张凤孙的序言也可看出，王藻不仅是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对于迂、颠的倾慕，在日常行事中也正是如此践行的。
在小说中，杨执中是贡生[50]。据府志所载，王藻业儒后则是“国子生”[51]，也便是监生，其友人张世进诗中所写的“白头王上舍，旅食又京华”[52]亦印证了这一点。贡生和监生的科名也相类。
事实上，非但吴敬梓与王藻都曾为《雅雨山人出塞图》题诗，两人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程梦星、程晋芳、团昇、卢见曾、江昱、商盘、王昆霞、李葂、严长明等人都既与王藻有诗歌唱和，同时也与吴敬梓有较为密切的交游。
卢见曾辑《雅雨堂丛书》
根据现有研究，在这些士人中，至少程梦星、卢见曾、商盘、王昆霞、李葂都被吴敬梓作为原型人物写入了《儒林外史》。这也就是说，王藻应该也在吴敬梓的交游圈中，并且与《儒林外史》原型人物士人群体有密切的关联。
而从以上对举可以看到，在杨执中和王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类乃至相同之处：
杨执中故事里出现的莺脰湖在当时的诗坛语境中是与王藻关系密切的意象和符号；两人都是生意人出身；都是因为受到贵人的赏识才摆脱了原来的身份并成为名士；在两人被赏识的过程中，他们的诗作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两人都是穷极的寒士；对于收藏，两个人都有特殊的癖好；好读书则是他们共同的重要特征；两人都违时异俗，被旁人看作颠迂之辈；他们的科名贡生与监生也相仿佛。因此，小说里杨执中的原型人物应当就是王藻。
2、从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
在金和为《儒林外史》所做的跋中，当谈到原型人物的时候，曾说过“杨执中之姓汤” [53]，就此看来，这与金和所说的“武正字者程文也”、“荀玫之姓苟”等一样，都属讹误之语，而“汤”、“杨”两姓之间的形似或许是引发这一讹误的原由。
但从这一角度说，在原型人物王藻与小说人物杨执中之间也确有名姓的关联，杨执中的“杨”字应当就是从王载扬的“扬”字变化而来，这与庄绍光之“庄”来自程绵庄之“庄”手法相类。而小说中的一些具体叙述也与王藻的居所、轶事以及名号有关。
莺湖夜月
在小说中，杨执中的别号是“枫林拙叟”，从小说的叙述看，这一别号应来自杨执中家屋后的枫树：“屋后有两颗大枫树，经霜后，枫叶通红”[54]。
而结合其原型人物王藻来看，这一别号则另有来历。在王藻的诗集中有名为《王翬枫叶湖山二首》（其二）的诗作：“莺脰湖边鸭嘴船，湿银千顷霁蓝天。秋来看杀枫林好，我亦何输画里仙”[55]，或许“枫林拙叟”之号便来自王藻家乡莺脰湖边的枫林。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藻与枫树之间，还另有一段渊源。
据《清诗别裁集》，沈树本曾写有《赠王载扬》一诗，其中有“谁知枫落吴江冷，未是崔郎压卷诗”之语，下有小注：“载扬少工诗，人无知者，䑳翁见而赏之，遍告诗坛，名遂著。载扬，吴江人，故以枫落吴江冷为比”[56]。
“枫落吴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诗句，沈树本既是借用这一诗句褒扬王藻佳作颇多，同时也在诗作中巧妙地点出了王藻的籍贯“吴江”。正由于枫树与吴江的联系以及这一轶事，在其友人写给王藻的诗句中也往往会用到枫树的意象，例如“冷吟江上去，叶叶晚枫多”[57]、“余子栖幽野，怀人对晚枫”[58]、“集句临川偶然事，顿令枫冷忆吴江”[59]等诗句皆是如此。
因此，以“枫林拙叟”作为小说中杨执中的别号，或许也有着双重的用意：一方面是以枫树这一意象暗切杨执中的原型人物王藻乃吴江人，同时也将王藻曾受沈树本赏识之事蕴含在这一别号中。
清同治甲戌齐省堂刻本《儒林外史》
除了屋后的枫树，对于杨执中的家居，小说中也有一番颇为细致的描写，
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谈到起更时候，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不忍相别。[60]
在这些叙述中，通过天井中开了三两枝的梅花、书房内有关寒梅的对联以及月光下照满书窗的梅花之影，小说将杨家的“清景可爱”[61]充分点染出来。引人注意的是，这一连串的点染所用到的都是梅花。
实际上，王藻的号“梅沜”中便有一个“梅”字，在其友人以及时人的诗文中，王梅沜也是比王藻抑或王载扬更为常见的称呼。因此，在杨执中的居所中一连串地使用梅花进行点染，与赋予杨执中“枫林拙叟”的别号正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将原型人物王藻的个人信息潜藏在小说的相关叙述中，以这样的方式弥补原型人物与小说人物在姓名字号方面关联的简略。
换言之，在姓名字号方面，吴敬梓仅仅使用了与“扬”声同形近的“杨”，同时却又在小说的叙述中通过枫树与梅花，也包括上文所论及的莺脰湖，将原型人物王藻的籍贯、轶事、名号等个人信息暗蕴其中，这似乎显示出吴敬梓在创作上的某种矛盾心理：
《清诗别裁集》
他既不愿旁人轻易看出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的关联——这也是为何此前无人提及杨执中的原型便是王藻的原由所在，同时却又不断通过小说叙述在暗示乃至强化这一关联。而从这一看似矛盾的创作心理出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去探寻杨执中这一人物的塑造过程及其在小说中的存在意义。
可以看到，杨执中的身份存在着隐约可见的矛盾：当其被邹吉甫初次提及的时候，说他是“生意出身”[62]，但此后在他的自我介绍中又说自己“当初无意中补得一个廪，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63]，乡试过十六、七次至少要花费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也便是说，杨执中少说也做了五十余年的秀才。
因此，在这一生意人出身与资深秀才之间显然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官府的公文中：“商人杨执中（即杨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但查本人系廪生挨贡，不便追比，合详请褫革，以便严比”[64]，既说他是“商人”，同时却又说他是“廪生挨贡”也便是岁贡生，这两者之间显然也有抵牾。
表面看来，这种矛盾似乎可以得到解答：
申报馆刊本《儒林外史》
或许是杨执中一直就是秀才，后来迫于生计而做了管事；或许杨执中夸大了自己参加乡试的经历，考虑到获取乡试考试资格的艰难，“入乡场”本身也往往会被视为一种科名[65]，杨执中是用这样的方式夸饰自己的科举经历，这与小说中其他士人惯用的浮夸口吻是相一致的；又或许是盐店中人为了打赢官司，因此有意将“商人”的身份贯诸其实是岁贡的杨执中姓名之前，以达到更好的诉讼效果。
但无论如何解释，在生意人抑或商人与一个颇有资历的岁贡生之间，还是存在着难以抹平的参差。
就此而言，如果将其原型人物王藻代入，体现在杨执中身份上的参差也就易于索解了。如前所论，王藻原本贩米为业，在得到沈树本的赏识和褒扬之后，才弃业从儒。因此无论是邹吉甫所说的“生意出身”，还是官府公文中所说的“商人”对应的都是原型人物王藻本初的身份。
至于杨执中的廪生和贡生身份，包括乡试过十六七次的科举经历，则都是小说化的书写，也就是说，原型人物和小说化书写的合力造成了杨执中身份的矛盾。
《全图儒林外史》
而这一抵牾的产生也依然与吴敬梓看似矛盾的创作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勾连：杨执中的科举身份与科举经历遮掩了他的原型人物，而对于杨执中商人本初身份的保留却又暗示并强化了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吴敬梓的才能，应该完全有能力对于原型人物与小说化书写之间的参差不平进行细致的打磨，可吴敬梓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却通过上面所列举的情节与细节接二连三地在凸显这些参差不平。
这些参差在杨执中身上造成了一些显见的性格矛盾：杨执中曾痛骂家中的老妪，还“把老妪打了几个嘴巴，踢了几脚”，并且在和儿子杨老六的吵闹中“拿火叉赶着，一直打了出去”[66]，显现出在其他士人身上罕见的粗鄙市井的一面；但在和二娄公子交谈之中，却又显得温文尔雅、谈吐不俗，展现出高人雅士应有的状貌。
简单说来，可以认为粗鄙市井的一面其实指向的是王藻原本就是市井商贾，而高人雅士的一面对应的则是王藻改业后的身份。但吴敬梓不仅同时保留了两种身份映射下的性格，甚至还通过细致的书写衬显这两种性格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仅从原型人物身份残留的角度去解释显然还不够全面。
事实上，保留在杨执中身上的这些参差不平可能并非人物塑造上的瑕疵，而恰是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人物的契机。
《莺脰湖庄诗集》
结合原型人物王藻，从身份的角度说，杨执中这一人物最特殊的地方还不在于其身份的矛盾，而在于“诗人”身份的缺失。
王藻是当时负有盛名的诗人，他“好为诗”[67]，“少即以声诗有闻于时”[68]，成名之后其诗作更是得到“杰出流辈”[69]的评价。友人称王藻“师资兼秀水（竹垞先生），宗派独新城（渔洋先生）”[70]、“或曰博洽似朱秀水，或曰超俊似王新城”[71]，诗风兼具朱彝尊与王渔洋两家之长，甚至能够承继并比肩两位诗坛宗师：
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知璧不并耀，骏不双驰。根断灵苑，秀擢江波。所谓长丽去而宛虹来，耀灵沦而望舒睇。夫固有继之者也。[72]
如前所论，王藻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诗作得到了沈树本的赞赏，而此后更是“肆意汲古以诗名振起其家声”[73]。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王藻的名声就来自于他的诗作，在“儒林”之中，诗人也是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身份。
与他身周的朋友如厉鹗、全祖望、杭世骏等人不同，王藻在学术方面并不擅长，也没有留下相关的著作；而在时文方面，由于“不屑为科举之学”，王藻也无兴趣，只是“一意肆力于歌诗”[74]。王藻的才力几乎都凝聚在诗歌上，在世人的眼中他也就是一个诗人。
程晋芳《读莺脰湖集题赠王梅沜五首》（其二），《勉行堂诗集》卷七。
但在小说中，“诗人”这一王藻最为重要且几乎是唯一的儒林身份却没有出现在杨执中的身上。
在小说的叙述中，从来未曾以“诗人”称呼杨执中，也没有正面去叙述他作诗的景况，这与之后出现的西湖众名士赵雪斋、景兰江、浦墨卿等人的“高踞诗坛”[7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吴敬梓是用这样的方式刻意将诗人的身份从其身上隐去。
需要指出的是，吴敬梓对于杨执中诗人身份的遮掩其实并不彻底：在小说中还是记叙了杨执中所写的一首诗，这便是上文曾提及的那首打动二娄公子的绝句；此外，在看完这首诗之后鲁编修曾不屑地道：“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76]这两处细节似乎也隐约透露出杨执中的诗人身份。
但微妙的是，这首绝句并非杨执中所作，便如评点者所指出的，这首诗原本载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元人吕思诚在身为寒士时所写的一首七律的最后四句。
也便是说，杨执中“改七律为七绝”，将此诗“攘为己有”[77]，似乎他与此后出现的牛浦郎一样，别无所能，只会将旁人的诗据为己作。因此，这一隐秘的抄袭实则又消解了杨执中被隐约透露出来的诗人身份。
《雪桥诗话全编》
可尤为曲折之处在于，在遮掩和消解的同时，吴敬梓还通过其他的方式透露出杨执中与“诗人”之间的联系。
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与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小说不同，在小说的叙述中，《儒林外史》极少出现韵文，吴敬梓几乎“把诗词的数量压缩到最低限度”，“有许多情节明显应该有诗词，但他都一笔带过，或者换成了叙述描写”[78]。
就整部小说而言，这一论述正切中了《儒林外史》叙述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将整体而言极度压缩韵文的叙述特征与杨执中的故事叙述相对照，则为发现杨执中的故事颇为特殊。
除了上文一再提及的那首绝句，在杨执中的故事中还出现了另外两处韵文作品。
一处是杨执中家客座中挂的对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79]一处则是他书屋中的对联：“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80]
在杨执中故事里密集出现的这三处韵文打破了小说的叙述习惯——因为在其他的故事中多连一处韵文也不可见，更不要说三处。即便是高踞诗坛的西湖名士，在他们的故事中也只出现了两句韵文：便是景兰江所念的“清明时节雨纷纷”以及从醉人支剑锋口中说出的“李太白宫锦夜行”。[81]
从叙述的角度看，显然很难解释这一现象。可倘若联系其原型人物王藻，杨执中故事里这三处突兀而起且密集出现的韵文便也不难理解了：或许他们所透露出的正是王藻的诗人身份。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道：“征士王载扬，吟诗以对仗为工”[82]，因此，小说中特笔写出的这两处对联不仅是在透露王藻的诗人身份，或许也是在点出王藻写诗擅于对仗，这一用细笔描画的方式勾勒原型人物与小说人物之间关联的手法，也正与上文所论对于枫树与梅花的使用相一致。
可问题在于，与那首七言绝句一样，这两处对联或许仍不是杨执中所写。杨执中客座中的那副对联，评点者黄富民便直言：“对文系抄来者”[83]，书房中的对联，黄富民同样说“对文亦是抄来者”[84]。
一个以“对仗为工”著称的诗人，家中的对联却是抄自别人的成作，这不啻是对于诗人的一个辛辣讽刺，也是对于其诗人身份另一重更具力度的消解。
由以上所论可见，吴敬梓几乎是用欲语还休的婉曲手法在颇为别致地雕琢“诗人”杨执中，他一方面将来自原型人物王藻的诗人身份以及诗歌写作特长从杨执中身上隔绝开，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反常规的三处韵文透露原型人物王藻所提供给小说人物的那层诗人底色，但与此同时他提供的这三处韵文却都存在著作权的疑惑，这些疑惑足以将杨执中诗人的底色消解于无形。
通过这一连串婉曲的塑造，更为确切地说杨执中的诗人身份不是缺失了，而是在一种明灭不定、模糊不清的状态中被悄然瓦解，读者很难用是或不是这样简单的标准去评判杨执中诗人身份的有无，但却能够透过那层暧昧不明的表象，触碰这一形象所传达的实质即所谓“诗人”身份的虚无和荒谬，相对于简单直接的否定抑或嘲讽，这种对于杨执中“诗人”身份的处理无疑更为精妙。
金福曾修、熊其英纂《吴江县续志》卷二十一，清光绪五年刻本。
因此，与其说是基于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的难以调和，吴敬梓只能对杨执中这一人物身上存在的参差不平视而不见，不如说吴敬梓有意保留了这些参差不平，并借助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之间似是而非的距离感塑造出了更具小说意义的人物形象。
借助于王藻这一原型人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从王藻的身份入手，杨执中这一人物的塑造命意还能得到一个更为全面的展示。
3、原型人物映射下的塑造命意
王藻原本出身米贩，在弃业为儒后，“甫就童子试，意若然不屑，遂舍帖括而独肆力于诗”[85]，但在“国家设科名以取天下之士”的科举时代，“至于诗，盖无所用之”[86]，自绝于八股制艺只擅长写诗的王藻显然无法通过科举成为仕宦。
乾隆元年诏举博学鸿词，王藻受到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孙国玺的举荐[87]。对于王藻而言，这当然是最接近人生显贵的一次良机，但“及廷试，又不与选”[88]，博学鸿词的举荐只是让王藻从“王布衣”变为了“王征君”，却依旧让他远离平步青云的梦想，他也因此在送给此次同样失意而归的厉鹗的诗中写道：“同是青冥铩羽身，我留君去转伤神。相看骨相俱屯薄，不似金绯队里人。”[89]
《莺脰湖庄诗集》
如前所说，王藻是监生，因其与贡、荫等途都无关联，这一监生应是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的，这应该也是他在科举无望且仕宦无路后的无奈选择。
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王藻“官国子监学正”[90]，但在王藻自己的诗集及其友朋的相关诗文中，却未曾提及这一职衔，或许王藻并未真正出任学正之职，即使王藻曾出任此职，一个正八品的国子监学正应当也很难满足王藻对于自己的人生期许。
也便是说，摆脱了原本商人身份的王藻期望能凭借自己的才学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因此他成为了士人。但士人需要通过八股制艺去走科举之路以获得阶层晋升的机遇，可帖括又恰是王藻不屑抑或不擅为之的。
而他用力最深且最擅长的诗歌写作却又不能让他获得人生的飞跃，即便是“博学鸿词”这种对他来说最好的良机，也未能把握住，因此只能停滞在一介寒儒这样的位置上，仅能触及监生或是学正这般低微的士人身份或是官职。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所处士人位置的低微，还似乎总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他之前更为低微的米贩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藻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尴尬的人。
刘大櫆也是王藻的友人，并自言“知之最深”，在其所作《王载扬诗集序》中起首便道：“公卿大夫皆有职，农工啇贾皆有业。今之读书者号称为士，其上可以为公卿、大夫，而其下不可以为农工啇贾”，而在这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刘大櫆则道：“余观载扬，今之公卿大夫无此人，农工商贾亦无此人”[91]。
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清刻本。
或许正是因为王藻此前的商贾身份与停顿凝滞的窘境使得刘大櫆在这篇序言的首尾做出了如此的发抒，而这也如实反映了王藻身份的尴尬景况：这是一个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找寻不到自己身份归属的人，他已不是农工商贾，却也不能成为公卿大夫，只能跻身并“暂时”存身于“士”这个阶层。
即便如此，出于对更高社会位置的觊觎，又使他不安于做一个普通的士人，并在心理上对之产生疏离与排斥。因此，理论上说，王藻既是商贾，又是士人，还是官员，但现实中的王藻却又什么都不是，处在一种无所依归的状态中，一如他的自嘲：“匪仕匪隐堪嘲哑”[92]。
王藻的无所依归不仅体现在社会身份上，也体现在流离异乡的四处飘零。
在王藻弃业从儒之后，为了得到仕宦的机会，同时也为了谋得基本的衣食，不得不长年离家远游，便如其自己所说：“吁嗟吾生岂好游，衣食奔走遑自谋”[]93、“岂不思安居？奔走乃得活”[94]、“我生频远游，归不暖坐褥”[95]，王藻或是在北京、扬州、长兴等地之间往来奔波：“车如鸡栖马如狗，贱子年年事奔走”[96]，或是在这些地方长期滞留，“掺觚襆被，依人糊口”[97]。
王藻的友人鲍鉁曾在长兴担任县令，从乾隆二年到乾隆六年，王藻也一连数年都在长兴度岁，以至于鲍鉁在诗中特意注道：“王载扬连岁留榻县斋度岁”[98]。长兴距离王藻的家乡吴江极近，但王藻却过年也不归家，并且一连数年如此，显然还是因为衣食有忧——这也可以与到了除夕之夜，杨执中家却连柴米都没有做充分的对读。
莺脰湖
因此，虽然王藻的家乡莺脰湖“绿波渺弥，垂杨匝㟁，鸣榔渔唱，都入啸歌”[99]，是士人眼中梦寐以求的诗意乐土，但对于成为士人之后的王藻来说，却渐行渐远、生疏隔膜，他多只能“烂熳杯盘沾好友，青红儿女忆家乡”[100]，借异乡之酒消遣思乡之情，甚至发出“樱桃湖畔是否家？客子年年负岁华”[101]的疑问和感叹。
就此而言，王藻的迷失是双重的：他既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与追寻中迷失自我，同时也在四处飘零中迷失自己的家乡，这或许就是王藻弃业从儒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再返观《儒林外史》里的杨执中，会发现在迷失这一点上，杨执中正与之有着相同的特质。
从身份的角度看，多样性是杨执中这一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如前所举，他在盐店中做过管事先生，因此公文中称其为“商人”，而到了第十二回，在两个萧山籍士人的口中他是盐店里的“伙计”[102]；据官府的公文以及杨执中自己所叙，他曾是廪生，并是贡生，还在出贡后选授“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103]之职，所以他也是教官，并因此在小说叙述中被称为“杨司训”[104]；而要说起杨执中在小说中最重要的身份则是“名士”：他不仅作为名士被二娄公子延揽，还身居众名士之列参加了第十二回的“名士大宴莺脰湖”。
《全图儒林外史》
也就是说，商人、伙计、廪生、司训、名士等这些身份都拥挤在杨执中一人的身上。
除此之外，杨执中还拥有诸多的名号及称谓：他的姓名是杨允，字则是执中，号是枫林拙叟，邹吉甫称他为杨先生，萧山籍的士人叫他“姓杨的老头子”[105]，盐店的人则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106]，而权勿用也说杨执中是个“呆子”。
从这些列举可见，杨执中的姓名字号，乃至尊称、蔑称、绰号等一应俱全，倘或再将上面所说、并且也确实一一出现在小说中的商人杨允、杨贡生、杨司训等称谓再算进去，杨执中的名号之多在《儒林外史》中可谓蔚为大观，他也几乎算是整部小说中拥有最多名号和称谓的人物。这与书中的其他一些主要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王惠、荀玫等人只有姓名而无字号，鲁编修则连名也没有出现。
如此多的身份和称谓都堆积在杨执中一人的身上，不仅造成了其身份的矛盾——前面所举的商人与贡生便是如此，也直接导致了杨执中身份的混乱：
在这些五光十色的名号以及称谓中，我们不知道哪个才是杨执中真正的身份所属，也不确定杨执中究竟是以哪种身份在小说中立足：
他确实曾经在盐店中做管事先生，却已在出狱后舍弃了商人抑或伙计的过往；他的确曾拥有廪生以及贡生的科举功名，但由于屡试不中以及年老，早已断绝了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念想，在小说中的所为也完全与科举无关；他是曾经选授过教官之职，并有高悬在家中的报贴作为明证，可他又曾“力辞了患病不去”[107]，因此从未真正地出任过官职；他在二娄公子的眼中是襟怀冲淡的名士，但通过小说的叙述，在评点者看来其实却是“一无所能”[108]的假名士；他是众人口中的“呆子”，可通过在堂屋中悬挂报贴以及在权勿用之事上劝二娄公子“蜂虿入怀，解衣去赶”[109]等行为来看，他又“全然不呆”[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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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杨执中的名号以及称谓确实五光十色、蔚为大观，另一方面这些名号、称谓所对应的身份却又都在小说的叙述中经历着相同的颠覆和消解，就连他的名字也是如此。
杨执中的名字应当来自于《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小说对于杨执中的叙述无疑与“允执厥中”——即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完全背道而驰。
从这一意义上说，杨执中既是一个身份混乱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在混乱的身份中迷失自我的人。而联系原型人物王藻便可看到：杨执中在纷繁错乱的身份中迷失与王藻在多重身份中无所适从其实有着完全相同的本质。
因而，吴敬梓应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藻身上的迷失特质，并将之传递到了小说里杨执中的身上。在被二娄公子救助、延揽之后，杨执中便住进了娄府，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直寄人篱下的王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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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杨执中，吴敬梓不仅只是传递原型人物的这一特质而已，还通过各种身份与字号的累积，以及叙述中对这些身份、字号的颠覆和消解，愈发凸显着这种迷失，并且这也与吴敬梓对于杨执中诗人身份的遮蔽与瓦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深刻的人物塑造。
相对说来，王藻虽然四处飘零、无所依归，但诗人的光耀至少能遮掩许多生存的尴尬，也能借此在士林中立足，并谋得基本的衣食。但对于连诗人名号也没有的杨执中而言，情形则更为复杂。
正是由于诗人身份的遮蔽及瓦解，失去了诗人底色的依托，杨执中在小说中最重要的“名士”身份也变得脆弱而可疑，因此，二娄公子对于杨执中真挚郑重的知遇和延请被演绎成了一场空洞可笑的“求贤访道”[111]，而在这一过程中，杨执中也增加了另一层重要的行为特色：对于自己空白底色的遮掩。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在写及二娄公子造访杨执中的时候，用了颇为细致的笔墨去描写他的家居，尤其是客座及书房，而这也形成了两个意义截然不同的空间。
在客座中，除了竹椅书案之外，特笔写出的是悬挂的“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副笺纸的联”[112]，以及选授教官的报贴。如前所论，那副对联并非杨执中所写，并与另外两处韵文共同构成了对于杨执中隐约透露出的诗人身份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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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贴中所说的教官，杨执中并未就任，也事实上消解了他的官员身份。而在消解这一点上，《治家格言》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在二娄公子到来之前，抢先进来的是杨执中的儿子杨老六：“在镇上赌输了，又噇了几杯烧酒，噇的烂醉，想着来家问母亲要钱再去赌”，此后杨老六执意要抢锅里的肉吃，“杨执中骂他，他还睁着醉眼混回嘴。杨执中急了，拿火叉赶着，一直打了出去”，最后是杨执中的妻子“见他酒略醒些，撒了一只鸡腿，盛了一大碗饭，泡上些汤，瞒着老子递与他吃。吃罢，扒上床，挺觉去了”[113]。
在这一系列颇具喜感的描写中，固然写出的是杨老六之“蠢”，而杨执中平日之教导无方、其妻之溺爱纵容也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无疑都在尽情消解客座中所悬挂的那副楷书的《治家格言》。
事实上，客座中特笔写出的《治家格言》、对联、报贴，共同显示出杨执中希望能建构起来并迅速传达给访客的一些自我形象：治家谨严的一家之长、冲淡旷达的诗人以及经历过正式“荣选”的官员，但或许是这种自我呈现过于急切与明显，因此只能给人留下浮浅、杂凑与混乱的印象。
莺脰湖
与此同时，和相关叙述相勾连，这些物件却又分别消解了杨执中对于自我形象的建构，并且《治家格言》、对联、报贴三者之间也彼此排斥：“一个南腔北调人”让我们想到了原型人物王藻的四处飘零、无暇归家，这显然与《治家格言》所传达的治家精神相悖；对联所呈现的淡然处世、安贫乐道，却又与高悬报贴的功名之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因此，杨执中的客座就是一个拼凑起来同时又在自我排斥和消解的文化空间：它充分显现出主人杨执中内在的矛盾、张皇与空虚。倘或二娄公子在杨家所见仅此而已，一定会失望而归，但幸好杨执中另有一间书房。
除了小天井中的几树梅花，杨执中的书房内还有“满壁诗画”，那副有关梅花和仙桂的对联，以及“照满书窗”花影。
与前面的客座保持一致的是，书房中的这些物件也处在内部的矛盾与消解中，例如对联上联之“梅花”所对应的隐士情怀便与下联之“月桂”所对应的科名热念相互驳斥；而那些悬挂得过于夸张的诗画不仅为杨执中招致了“浅条子”[114]的讥讽，也与疏朗有致的花影彼此抵触。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但不管怎样，客座中那种过于急切浮浅、杂凑混乱的印象却在这间小小的书屋中得到了纾解，这是一个看上去相对来说更为整饬、雅致，也更符合二娄公子对于名士想象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客座所透露出的杨执中内在的矛盾、张皇与空虚也被书房所遮掩，这间书房赋予了杨执中名士的表象，而杨执中也由此获得了二娄公子彻底的赏识，并得到了去娄府盘桓的邀请。
小说借用杨执中家的客座与书房营造了两个不同的空间，这两个空间有一致的内在特性，共同指向杨执中的空白底色；但两者之间又彼此有别，书房形成了对于客座所暴露出的种种负面情状的掩示。
从这个角度看，杨执中对权勿用的推荐固然是出于自我的遮掩：“腹本空空，怕两公子盘问，故急欲权勿用来相助”[115]，小说中特笔勾勒出的这些细节亦具有同样微妙的隐意，而乐蘅军先生所说的“伪饰”[116]也可以从中得到充分的解释。
由此也能够理解吴敬梓为何没有让杨执中像原型人物王藻一样直接成为一个诗人：诗人身份的抽离将身为名士的杨执中置于一个更为尴尬困窘的境地，他也只能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方式对这样的窘境进行遮掩以维护其名士的声名。
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可将小说隐约透露出其诗人身份的相关叙述归入杨执中的自我遮掩中，前面所举的那首七绝以及两幅对联在这一脉络中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解读。
因此，与矛盾、混乱的身份相呼应，就整体而言，杨执中这一人物还呈现出一种难以说清道明的暧昧特质，这是为何学界对于这一人物会有诸多争议的原因所在，而这也应该就是吴敬梓对于杨执中诗人形象的遮蔽，与杨执中对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相互叠加而共同形成的奇妙效应。
4、个体人物的群体意义
《儒林外史学术档案》，甘宏伟、白金杰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对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是杨执中身上另一层重要的行为特质，这种遮掩又与前面对于杨执中之“呆”的描写相互交融并实现了更为意味深长的人物塑造：
这是一个对于包括治家与谋生在内的普通世情漠不关心甚至一无所知的士人，同时又是一个对于儒林规则知之甚详并且屡屡显示出精明老到的士人，看似矛盾的无知与谙熟、迂呆与精明却完美共存，这可以解释杨执中为何会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小说形象。
但对于杨执中这一人物而言，个体形象却并非其存在的全部价值，立足于更大范围的小说叙事，个体人物蕴藉并引发的群体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在《儒林外史》中，当说及杨执中的时候，邹吉甫曾道：“他又是个极肯相与人的”[117]，这一性格应当也是从原型人物王藻身上承接而来的。虽然王藻只是一个出身米贩、半途改业的士人，在当时的士林和文坛却有着颇为广阔的交游。
由于“名字倾动公卿”[118]，王藻曾先后受到沈树本、杜诏、吴士玉、李绂等名公显宦的赏识，当时著名的文人如袁枚、沈德潜、刘大櫆、程晋芳、程梦星、厉鹗、杭世骏、全祖望、郑燮、金农、惠栋、曹仁虎等人都与之有不错的交谊。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这些交游也直观地反映在王藻的《莺脰湖庄诗集》中，这部诗集卷首部分的序言共有十一篇之多，分别来自杜诏、计默、鲍鉁、全祖望、沈德潜、马维翰、曹廷枢、袁枚、厉鹗、张凤孙、闵华，而这还不是王藻收集到的序言的全部，例如刘大櫆所写的《王载扬诗集序》便没有被刊入进来。
王藻不仅与这些士人都保持着密切的交游，在游历时间最久的北京与扬州两地，还隐约成为了士人唱和活动的核心。据《雪桥诗话》：
雍正壬子清明，平望王藻载扬徧邀辇毂名人，集故相国王文靖公怡园，追和苏、杨两先生作，凡二十人，各赋七言古诗一首。[119]
对于雍正十年（1732）在北京举行的此次怡园雅集，在王藻的《莺脰湖庄诗集》中也有诗作留存，并通过诗题与诗序对于此次唱和的原委和经过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诗题中王藻详列了十六名参与者的职衔与姓名，“以侍直不与会而诗至者”四人也列名其上。这次追和宋苏子瞻、明杨孟载两位先贤的雅集由王藻发起，王藻在诗序的末尾也特意写道：“藻为首唱”[120]。
因此，雍正壬子的这次唱和不仅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坛盛事，也是王藻的诗人生涯中最得意的手笔，而由此亦能看到王藻在名公巨卿汇集的京城士人圈中的活跃，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介布衣而已。
《广陵倡和录》
除了北京，扬州是另一个王藻曾经常往来并长时间停留的地域。在扬州期间，王藻“游诸公卿间”[121]、“遍交广陵之贤士大夫”[122]、“与诗人结社吟咏”[123]，并且“扬州人士奉为坛坫”[124]。
王藻还曾将在扬州期间的“友朋往还之作”[125]编为一集，也就是现在仍能看到的《广陵倡和录》，这本诗集共记载了二十六次诗人唱和活动所留下的诗作[126]，而在二十六次唱和中，王藻参与了二十五次，并且有十四次其诗作列于诸作之首。
从上所举可以看到，王藻不仅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还在士林中交游广阔，并是士人唱和活动中的活跃人士甚至是核心人物。因此，杨执中的“极肯相与人”便是从原型人物王藻的这一特质敷演而来，更为重要的是，以这一特质为原点，在小说里杨执中也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杨执中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但和之前出现的主要人物例如周进、范进、二严兄弟等人不同，杨执中的故事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而是和其他主要人物——二娄公子、权勿用等人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并与蘧公孙、鲁编修、鲁小姐的故事相穿插，形成了另一种叙述形态。
连环画《周进与范进》封面
如果说周进、范进的故事可以称为“周进传”、“范进传”，二严的故事可名之曰“二严合传”，那杨执中等人的故事则可以叫做“莺脰湖士人群传”，而在这一群传中，尽管杨执中不具备二娄公子的显贵身份，也没有权勿用那般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127]，但杨执中却是其中隐性的核心，这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群体最为显著的标志“莺脰湖”上。
莺脰湖士人是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士人群体，并与小说此后陆续出现的西湖士人、莫愁湖士人、泰伯祠大祭士人等相互连缀，形成了小说中一条士人群体叙述的隐线。便如此后的西湖诗会、莫愁湖之会一般，这一群体是藉由莺脰湖雅集这一中心事件所形成的，而如前所说，莺脰湖便是王藻的家乡，也是其诗集名字的由来。
实际上，吴敬梓不止是借莺脰湖点出了杨执中的原型人物王藻，他还通过对于莺脰湖的运用实现了地域叙事的顺畅流转。
王藻友人鲍鉁曾在《平望迟曾七明府》的诗作中写道：“三吴相望水云昏，路转提封第一村”，下有小注“平望为江浙分界处”[128]，而王藻便是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镇人，恰恰处于江浙两省的交界。
小说中的杨执中则是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人，湖州府与苏州府又恰是比邻，而莺脰湖既相当于江浙两省的交界，也正处于湖州府与苏州府之间。
由此可以知道吴敬梓在地域方面的巧妙用心：他将原型人物王藻的家乡以莺脰湖为圆心做了一个腾挪，将其从苏州府吴江县移到了与之比邻的湖州府德清县。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益处。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其一，《儒林外史》整部书在地域叙事方面有着颇为详密的设计，并由此形成了三大地域叙事板块[129]，杨执中及其前后出现的二娄公子、蘧公孙、权勿用、马二先生、匡超人等人一样，都属于第二个即浙江叙事板块，虽然腾挪范围并不大，但将杨执中的家乡从苏州挪到浙江湖州，便维护了第二个叙事板块内部的整饬。
其二，在将杨执中故事归入浙江叙事板块的同时，基于苏州与湖州之间的莺脰湖正处于江浙交界处的特殊位置，吴敬梓可以巧妙地将莺脰湖纳入进来，作为众名士雅集的场所，这样既不破坏地域叙事的规则，同时也通过莺脰湖将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贯连在一起。
颇具意味的是，在娄三公子所说的“不日要设一个大会，遍请宾客游莺脰湖”这句话后面，天二评曾道：“莺脰湖今属苏州府之吴江界，岂当时属湖郡邪？”[130]而将原型人物王藻引入进来，再由此梳理吴敬梓围绕莺脰湖所做的精巧安排，这样的疑问也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由此也会产生另外的疑惑：即便将人物的家乡从苏州改换到湖州，出于关连原型人物的目的，小说似乎也可以在杨执中的故事中通过其他的方式点出莺脰湖，而不用特意将这些名士雅集的地点安排在这里。
有趣的是，离湖州最近的湖应是名声更响的太湖，湖州之名便来源于此，小说完全可以将这次雅集的地点置于从地域上说更为便利也更合情理的太湖，而不是更远一些且令人生疑的莺脰湖。
莺脰湖总图
实际上，小说之所以这样安排，或许正是为了突出杨执中在整个莺脰湖士人群体中的核心位置和隐喻意义。可以看到，在北京和扬州两地，王藻都曾是士人集体唱和的核心人物，从这一意义上说，其不仅是一个诗人，还往往是诗歌唱和活动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莺脰湖之会众名士是否曾进行诗歌唱和却成为了一个悬案。
在莺脰湖之会中，唯一提及诗的是“牛布衣吟诗”[131]，小说并没有明写这里的“吟诗”是否就是写诗，而这也成为后文中聚讼不已的一个话题。
在小说的第十七回，景兰江号称“小弟当时联句的诗会，杨执中先生，权勿用先生，嘉兴蘧太守公孙駪夫，还有娄中堂两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们文字至交”，由此可知莺脰湖名士应是有诗歌唱和的，但联系景兰江前面所说的“鲁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诗友”之语，便如评点者黄富民所言，这应是“谎”[132]。
可在第二十一回，“牛布衣诗稿”中却有一首“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明白显示出莺脰湖之会诸人曾分韵作诗。对此，黄富民认为：“游莺脰湖并未分韵作诗，不过借诗写出娄公子娄通政耳”。天目山樵持相似的看法：“莺脰湖之会未闻作诗，此牛布衣拟补，以成末卷丁陈一案。”[133]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陈文新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版。
这里所说的丁陈一案发生在小说临近末尾的第五十四回，陈和尚与丁言志两人一个说“你可知道莺脰湖那一会并不曾有人做诗？”另一个则说：“我不信。那里有这些大名士聚会，竟不做诗的。”并为此事大打出手，最后是陈木南出面调解，以“思老的话倒不差。那娄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当日最相好的是杨执中、权勿用。他们都不以诗名” [134]之语为这次争论做了一个终结。
据上所举，直至小说的末尾，莺脰湖之会一直在被提及，而焦点便在于这次雅集究竟有没有作诗。从诸位评点者的评语以及陈木南具有总结意味的陈述来看，莺脰湖之会没有写诗的可能性更大，但玄妙之处便在这里，应当是与诗歌唱和无关一次的雅集，有关写诗与否的疑云却一直笼罩其上。
这与在杨执中故事中一反常态密集出现的三处韵文颇有异曲同工之用：在隐约提及的同时又不断瓦解。因此这些疑云看似是将莺脰湖之会置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言传状态中，其实反倒像是在提醒读者注意莺脰湖雅集中诗的缺失。
由此可见，从小说的叙述看，吴敬梓不仅是遮蔽并瓦解了杨执中身上的诗人身份，还顺带屏蔽了此次雅集所有参与者的诗歌写作，但同时又通过后文密布的各种疑云提醒读者关注诗在此次雅集中的缺失。
《勉行堂诗集》
换言之，莺脰湖之会与王藻曾组织并参与的以诗歌唱和为目的的诸多雅集都形同而实异，而整个莺脰湖之会的情节张力就不止来源于与会九大名士面目各异、令人“笑杀”[135]的表现，也更源自对于这种“名存实亡”的雅集的变形书写。放在当时“那里有这些大名士聚会，竟不作诗的”的文化语境之下，这种书写比之诸名士打哄说笑、怪模怪样的热闹表现具有更为深刻的讽刺力度和文化内涵。
就此而言，对于杨执中个体性诗人身份的屏蔽与瓦解只是人物塑造的目的之一，通过个体诗人身份的去除消融莺脰湖士人群体的诗歌写作特质才是更为重要的命意。
正是由于诗歌写作特质的集体性消融，众名士都脱离了诗人名号的统一遮盖，并处于缺乏底色的虚弱状态，因此不得不振作精神，用形色各异的奇怪表现来维持他们名士的盛名：张铁臂的舞剑、陈和甫的说笑、蘧公孙的风流俊俏甚至二娄公子的雍容尔雅等都由此而来。
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诗人身份的若有若无，还是对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杨执中在小说中所经历的一切，不只属于他个人，更是对于这一士人群体的一个集中隐喻。这也是吴敬梓舍近求远，将此次雅集的地点放在王藻家乡莺脰湖的原由所在。
《儒林外史与中华文化》
杨执中的集体隐喻作用也不止体现在莺脰湖名士这一单个士人群体中。可以注意到，便如卧评所说：“‘举业’、‘杂览’四个字后文有无限发挥”[136]，在《儒林外史》中，由周进对于魏好古的驳斥为起点，“举业”和“杂览”之间的冲突也成为横贯小说的一条隐线。而杨执中的出场则可以视为举业与杂览在小说中一次正式的对决。
如前所说，杨执中等人的故事可以名之曰“莺脰湖士人群传”，但在这一群传中，还插进了鲁编修、鲁小姐的故事，鲁氏父女并不在这一士人群体中，除了鲁编修和二娄公子的世谊之外，能够和这一群体发生密切联系的便是鲁家的赘婿蘧公孙，蘧公孙也是莺脰湖九大名士之一，这或许是将鲁编修、鲁小姐的故事穿插到群传中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鲁氏父女不是名士，可在“求名”之心上，他们与莺脰湖士人却并无二致：只不过他们所求的并非名士之名，而是功名之名。而两种求名途径的差异，正构成了“举业”和“杂览”之间的冲突。
因此，表面看来鲁氏父女与蘧公孙的翁婿抵牾、夫妻矛盾是对于举业与杂览之间冲突的最为主要的敷演，但其实在整个这一部分的叙述中相关的敷演远不仅于此，鲁编修与杨执中的对立或许更能反映举业与杂览之间冲突的实质。
事实上，虽然同在湖州，但鲁编修与杨执中却始终未曾谋面，他们的对立是以一种隔空对话的方式进行的。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在鲁编修露面之初，便在与二娄公子的谈话中对杨执中发出过一段评价：
但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就如老世兄这样屈尊好士，也算这位杨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际了，两回躲着不敢见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见，这样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罢了。[137]
由于王藻原本的诗人身份在杨执中身上被遮蔽并瓦解，鲁编修所标举的举业其实是在一种没有对手的状况下与杂览进行对决，能够毫不费力地取得完胜，因而在评点者眼中，这段有关举业与杂览的议论“未尝不是”、“虽是官话，然别有感叹，其阅历颇深”、“所料亦近情”。
但或许是对手太过弱小，鲁编修居高临下用力太过，只在一席话之间，便被二娄公子看出这是一个“俗气不过的人”[138]。由此可见，鲁编修这段看似义正辞严、无可辩驳的“正论”，实际的效果却是两败俱伤：杨执中空白一片的底色固然通过这段议论得到充分地揭橥，鲁编修热衷功名的俗人面相却也在这段话里袒露无遗。
但微妙的是，由于鲁编修的俗，却反而遮掩了杨执中的空白底色，令人对之将信将疑；而基于杨执中的空白底色，又在某种程度上衬显出鲁编修勘破惯常俗情的通脱。两人的性情由于这番纠葛在经历了短暂的澄清之后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暧昧和疑惑。
事实上，鲁编修不仅在小说中从未与杨执中见面，就两人的经历而言，也有极大的差距：“编修”便标识了鲁编修科举之途的顺达，这与杨执中“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139]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译本
入翰林的鲁编修到达了科举的顶峰，而杨执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岁贡，并且还曾有做商贾的经历，可谓身居科举的底层；在《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只有姓而无名字，可谓全书中称谓最为简单的主要人物，这也标志着其身份的单一：就是一介显宦。
而如前所论，杨执中则是整部小说中称谓最为复杂的主要人物，并处在诸多身份带来的迷失和混乱之中；鲁编修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杨执中却至少有两个儿子；鲁编修虽然没有儿子，但家教极好，而杨执中虽至少有两个儿子，却全无家教；鲁编修的宅子“是个旧旧的三间古老房子”[140]，显示出其世家旧族的底蕴，而杨执中的家则是“几间茅屋”，只是普通百姓的贫寒家居[141]。
还可算上两人对于举业和杂览的不同态度，在以上列举的所有这些方面，鲁编修和杨执中二人都截然相反，因此，两人在同一故事单元中却不曾会面，也正直观地显示出两个士人彼此之间天差地别、全无交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个士人的经历有如此大的差距，可在性情与人生面相方面却又极其酷似。鲁编修的一段话同时呈现出了两人的特质，但这两种特质又并非他们所独有：就“俗”与“空白”而言，精通举业的鲁编修和疑似杂览的杨执中两人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别。
《古典小说散论》
如前所论，杨执中的“俗”在其客座杂凑而胡乱的陈设中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展现，并且由于诗人身份的遮蔽，所有看似雅致精洁的器物、诗画、花卉之好，也都成为遮掩其空白底色的幌子。
对于鲁编修而言，在举业上的造诣是其声称的“实学”和“学问”，但所谓实学显然并非“只是时文八股，中举人、中进士耳”[142]，因此这同样是一个底色空白的士人，而举业八股则是他对于自己空白底色的遮掩。
杨执中迷失在诸多混乱的身份中，并且找寻不到自己的位置。身份简单而显贵的鲁编修也同样如此：他身居翰林，却觉得这是一个“穷”官，眼中只看着“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因此不愿在京城“赔钱度日”， 要“告假返舍”。可归乡后，他又“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以至于“忧愁抑郁”[143]最后则是在正要升官回京之际，因为欢喜过度而一命呜呼。
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到，其实这仍是一个杨执中式的不安于位之人，而无论是京城还是家乡，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都找寻不到应当停留那个位置。混乱而微贱的身份会带来迷失，简单而显贵的身份同样会如此。
就此而言，虽然鲁编修并不在以杨执中为代表的莺脰湖名士之列，且通过“只管结交这一班人？”[144]之类的话语对杨执中等人充满鄙夷与不屑，但究其实质，却正与之雷同。
这不仅表现为他的世兄弟二娄公子、赘婿蘧公孙、门客陈和甫都是名士，因此他自己也与莺脰湖名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体现在他与这些名士在精神气质、人生面相等各个方面的逼肖。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儒林外史》
这也形成了小说中的绝妙一笔，当鲁编修站在科举顶峰，以成功者的身份凌视科举底层的杨执中的时候，却万万没有料到他与杨执中之间并没有如此悬殊的距离，两人靠得原来如此之近。
小说中两条看似不甚相关的叙事线索，由于这两个素未谋面的人物的对立得以水乳交融，在小说中凝聚为一个有机的叙述整体。而看似极端特殊的杨执中，也在和鲁编修天差地别的比对中，与之合为一体。
由此再回到小说中举业与杂览的二水分流，两者之间其实也并非判若云泥，而是同源异流并终将汇合一处。因而，小说不只是通过杨执中与鲁编修的对立演绎了二者间的冲突，更是藉由杨执中这一人物在举业和杂览乍一对决的时候就实现了两者的合流。
这也产生了更为深邃的小说意旨：小说中描写的士人或许会居于举业、杂览等划分而成的士林的不同区间，彼此之间的面貌、性情、经历等也会有千奇百怪的各种变幻，但作为同样的儒林中人，他们却都处于那种共同的矛盾、混乱、迷失、空虚、遮掩的人生状态，这可以解释为何鲁氏父女的故事可以与莺脰湖名士的故事融为一体，也是所有这些士人的故事能够组成一整部经典的“儒林外史”的原由所在。
这也就意味着，藉由对于原型人物王藻个体特性的种种承袭和改写，典型地体现了矛盾、混乱、迷失、空虚、遮掩等各种特质的杨执中就不止是莺脰湖士人群体的集中隐喻，更是对于全书所有士人人生和命运的一个凝炼。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儒林外史》
综上所述，基于王藻与杨执中两人在出身、经历、科名、家境、癖好、性情等各个方面的相类乃至相同，当时在士林中交游广阔且在诗坛颇具声名的诗人王藻应当就是《儒林外史》中杨执中的原型。
在塑造杨执中这一人物时候，吴敬梓将王藻诸多方面的个人信息都带入小说并附着在杨执中的身上，这为我们勾连两个人物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很多线索，同时也使得杨执中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经典小说形象：其在各种混乱身份中的迷失便来源于此。
但与此同时，吴敬梓又在某些方面作出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中最为关键的变化便在于将王藻原本的诗人身份从杨执中身上进行了遮蔽和瓦解。实际上，在所有现在已知的原型人物中，王藻在诗坛的声名可能最为卓著，考虑到这一点，这一改变则更为显眼。
诗人身份的消磨使得杨执中只能徒具名士之表而内里却是一片真空，因此他只能通过种种方式对之进行遮掩，这也带来了人物性格方面更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并进一步增加了这一人物在矛盾而混乱的身份中的困窘与尴尬。
与此同时，杨执中个体诗人身份的抽离也带来了群体性的反应，整个莺脰湖名士群体都与写诗绝缘，也因此陷入了群体性的空虚和恐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奇怪表现既是他们的应对之道，也更为彻底地暴露了他们虚弱的人生底色。
中华书局版《儒林外史》
进一步看，诗人身份的退隐也使得以鲁翰林为代表的举业几乎可以不战而胜，但恰是这种力量悬殊的对决反而将对峙的双方拉入同样的境地，而杨执中这样一个看似怪异而特殊的士人也由此超脱了作为个体抑或群体士人存在的简单状态，从而具备了更为深刻而普遍的儒林意义——以上所有这一切几乎都由对于王藻诗人身份的遮蔽和瓦解而触发。
此外，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杨执中在相关叙事中的重要。虽然蘧公孙、二娄公子都先于杨执中而出场，并成为这一部分叙述主要的“内视角”[145]人物，尽管“当世第一等人”权勿用的才学似乎要远过于“车载斗量”[146]的杨执中，甚至连张铁臂的舞剑都能让一无所能的杨执中相形见绌，但杨执中在这一士人群体以及此部分的叙事中可能却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这从小说将九大名士雅集的地点特意选在莺脰湖便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杨执中的“三顾茅庐”占据了二娄公子故事大半的篇幅；蘧公孙与鲁小姐的故事则是在三顾茅庐的间隙蜿蜒而行；而权勿用的故事则直接由杨执中引出，并由杨执中做终结；鲁编修则更是与杨执中形成了一组隐性的对峙，由此数端便可看到，即使不论杨执中身上所蕴藉的群体意义，仅从叙事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重要人物。而这一叙事方面的特质也仍然可以从王藻在当时士林中的活跃及其在诗坛所处的地位中找到根源。
《儒林外史学刊》
事实上，基于《儒林外史》在原型人物方面的写作特性，以及王藻这一原型人物与士林及诗坛的关联，王藻还为其他原型人物的考索指明了方向，而笔者后续的一系列考察也将顺着这一方向行进。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因为失去而忧伤，为什么为了时光短暂而忧虑。
注释：
[1]乐蘅军：《杨执中的铜炉及其他》，《古典小说散论》，纯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2]李汉秋：《杨执中》，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3]杨栋：《杨执中其诗与其人》，《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第110页。
[4]参见丘良任：《卢见曾及其<出塞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第43-48页。
[5]王藻：《题沈太史碧浪泛䑳图四首》（其四），《莺脰湖庄诗集》卷四，南京图书馆藏乾隆刻本。
[6]王藻：《给事树澍为余题莺脰书堂额志谢言怀四首》（其一），《莺脰湖庄诗集》卷六。
[7]王藻：《端午后一日唐太史建中邀集澂园观竞渡同限澂字韵》，《莺脰湖庄诗集》卷一三。
[8]鲍鉁：《夏日喜韩怡园偕吴江王载飏过访有赠二首》（其一），《道腴堂诗稿》卷九，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乾隆刻本，第267册，第78页。
[9]鲍鉁：《山中寄王载飏京师四首（其一）》，《道腴堂诗稿》卷十三，第106页。
[10]鲍鉁：《论诗绝句四十首》（其三十九，《道腴堂诗稿》卷十四，第115页。
[11]鲍鉁：《春日怀人诗三十首·王布衣梅沜》，《道腴堂诗稿》卷十四，第117页。
[12]鲍鉁：《同王载扬过其乡人张玉川书斋留宿赋赠》，《道腴堂诗稿》卷十六，第134页。
[13]程晋芳：《读莺脰湖集题赠王梅沜五首》（其四），《勉行堂诗集》卷七，程晋芳著，魏世民校点：《勉行堂诗文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88页。
[14]闵华：《王梅沜见过作》，《澄秋阁集》一集卷二，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15]厉鹗：《赋得满天梅雨是苏州送梅沜自京师归里》，《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八，厉鹗著，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8页。
[16]文昭：《送王载扬归吴江》，《紫幢轩诗集》松风支集卷三丙集，清雍正刻本。
[17]尚廷枫：《送王载扬还吴江》（其三），曾燠：《江西诗征》卷七十二，清嘉庆九年刻本。
[18]严可均：《莺湖杂诗》（其一），《铁桥漫稿》卷二诗类下，清道光十八年四录堂刻本。
[19]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2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0页。
[21]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22]宋如林修、石韫玉纂：《苏州府志》（道光）卷一百一，清道光四年刻本。
[2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6页。
[24]袁枚：《随园诗话》，第114页。这首诗的原名为《仇英桃源春晓图四首》（其四），参见《莺脰湖庄诗集》卷二。
[2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5、146页。
[26]金福曾修、熊其英纂：《吴江县续志》卷二十一，清光绪五年刻本。
[27]杜诏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28]计默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29]程晋芳：《读莺脰湖集题赠王梅沜五首》（其二），《勉行堂诗集》卷七，第187页。
[30]程晋芳：《送王梅沜北游》，《勉行堂诗集》卷十，《勉行堂诗文集》，第286页。
[31]全祖望：《莺脰山房诗集序》，《鲒埼亭集》卷三十二，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3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6页。
[33]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清刻本。
[34]袁枚：《随园诗话》，第114页。
[35]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36]王藻：《莺脰湖庄诗集》卷八。
[37]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38]《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19、121页。
[39]《苏州府志》（道光）卷第一百一。
[40]杜诏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41]马维翰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42]曹廷枢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43]闵华：《晒书行为梅沜作》，《澄秋阁集》一集卷二。
[44]鲍鉁《送<蓉槎蠡说>与王梅沜附一绝句》，《道腴堂诗稿》卷二十六，第253页。
[4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19、118、162、163页。
[46]马维翰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47]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48]张凤孙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49]王藻：《题李光禄崇贤种山亭子图四首》（其二），《莺脰湖庄诗集》卷九。
[5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0、121页.
[51]《苏州府志》（道光）卷第一百一。
[52]张世进：《送梅沜之京师二十韵》，《著老书堂集》卷七，清乾隆刻本。
[53]金和跋，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5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6、124页。
[55]王藻：《王翬枫叶湖山二首》（其二），《莺脰湖庄诗集》卷三。
[56]沈德潜等编：《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4页。
[57]程晋芳：《读莺脰湖集题赠王梅沜五首》（其五），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七，《勉行堂诗文集》，第188页。
[58]闵华：《秋日同榆亭范次嶽散步北郊即事四首》（其四），《澄秋阁集》一集卷二。
[59]杨鸾：《扬州杂题》（其八），《邈云楼集六种》邈云三编，清乾隆道光间刻本。
[6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0页。
[6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0页。
[6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19页。
[6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6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0页。
[65]参见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272页。
[6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5、148页。
[67]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光绪），卷第一百六，清光绪九年刊本。
[68]厉鹗：《广陵倡和录》序，王藻编：《广陵倡和录》卷首，南京图书馆藏清刻本。
[69]曹廷枢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70]鲍鉁：《夏日喜韩怡园偕吴江王载飏过访有赠二首》（其二），《道腴堂诗稿》卷九，第78页。
[71]沈德潜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72]袁枚：《小仓山房集》外集卷一，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6页
[73]计默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74]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7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16页。
[7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30页.
[7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6页。
[78] 杨栋：《杨执中其诗与其人》，《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第115页。
[79]《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8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0页。
[8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39、136页。
[82]袁枚：《随园诗话》，第317页。
[8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此联在《阅微草堂笔记》及《随园诗话》中都有载，参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也有学者认为这副对联应来自明人徐渭的题画诗，参见周林生、郑海球：《<儒林外史>取材来源小考》，《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第46页。
[8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0页。
[85]杜诏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86]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87]法式善：《槐厅载笔》卷八，清嘉庆刻本。
[88]闵华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89]王藻：《送厉孝廉鹗南归四首》（其一），《莺脰湖庄诗集》卷十。
[90]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四十四，《清代传纪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51册，第609页。
[91]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92]王藻：《为姚秀才世钰题莲花庄图》，《莺脰湖庄诗集》卷八。
[93]王藻：《瓜州行》，《莺脰湖庄诗集》卷九。
[94]王藻：《题月湖丙舍图为别乘弟樑作》，《莺脰湖庄诗集》卷十三。
[95]王藻：《为徐四丈夔题双溪载酒图》，《莺脰湖庄诗集》卷十三。
[96]王藻：《舟泊仲家浅追和李宾之、钱受之两先生》，《莺脰湖庄诗集》卷八。
[97]鲍鉁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98]鲍鉁：《辛酉元日二首》（其二），《道腴堂诗稿》卷二十九，第274页。
[99]沈德潜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100]王藻：《元日试笔同张子四科作》，《莺脰湖庄诗集》卷十三。
[101]樱桃湖是莺脰湖之别名。王藻：《送鲍明府鉁再任长兴四首》（其三）《莺脰湖庄诗集》卷八。
[10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6页。
[10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10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1页。
[10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6-157页。
[10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19页。
[10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108]《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61、162页。
[109]《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70页。
[11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11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0页。
[11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11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8页。
[11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0页。
[11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58页。
[116]乐蘅军：《杨执中的铜炉及其他》，《古典小说散论》，第147页。
[11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4页。
[118]厉鹗：《广陵倡和录》序，《广陵倡和录》卷首。
[119]杨锺羲：《雪桥诗话》卷五，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120]王藻：《清明日城南看花招同沈文昌元沧、李侍读钟侨、郑安县羽达、尤处士秉元、沈处士清正、陆舍人庆元、丁助教凝、顾编修成天、符主事曾、纳兰户部峻德、保户部禄、陆上舍琳、沈上舍廷芳、商吉士盘、张上舍栋集怡园各赋七言古诗一首追和宋苏子瞻、明杨孟载两先生作。十日以侍直不与会而诗至者，张阁学熙、杨编修炳、刘编修统勋、彭修撰启丰》，《莺脰湖庄诗集》卷八。
[121]闵华序，《莺脰湖庄诗集》卷首。
[122]厉鹗：《广陵倡和录》序，《广陵倡和录》卷首。
[123]袁枚：《随园诗话》，第114页。
[124]《苏州府志》（道光）卷第一百一。
[125]厉鹗：《广陵倡和录》序，《广陵倡和录》卷首。
[126]有两次分别只有闵华和陆钟辉的诗作，而无别人唱和之作，姑且不算入。
[12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 154页。
[128]鲍鉁：《平望迟曾七明府》，《道腴堂诗稿》卷四，第34页。
[129]参见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4-107页。
[13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62页。
[13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63页。
[13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21页。
[13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3页。
[13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55、656页。
[13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63页。
[13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46页。
[13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30页。
[138]《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30、131页。
[139]《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49页。
[14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37页.
[14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4页。
[14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30页。
[143]《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29、151页。
[14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63页。
[145]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4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62页。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经作者授权全文刊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