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mTower West Theatre
文字| 张航
排版|Mo
毫无疑问，英格玛﹒伯格曼是电影史上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他用冷峻的现实观察、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真诚的自我剖析，为人类探求自身精神世界的征途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样本。
1973年，伯格曼编导了六集电视电影《婚姻情境》，在瑞典大获成功，如今，鼓楼西剧场再次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最近的颁奖季大热《婚姻故事》也充满着对《婚姻情境》的致敬）， 让我们得以用更直观的方式随演员进入这场婚姻的具体情境，一同近距离地探索人性的幽微与奥秘。理解这部剧的路径有很多，我们不妨就从题目入手：婚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情境一：庸常的容器
这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夫妻两人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一双女儿，以及寻常人家皆有的困扰。一个惯常的早晨，醒来的玛丽安照例给丈夫约翰取来报纸，然后将他唤醒，向他抱怨自己的烦恼。
玛丽安的烦恼是什么？两个人都努力工作，积极应酬，尽量陪孩子们待在一起，每周末与父母聚餐，二人理性沟通、很少吵架，一切听上去都很完美——“可是还是很烦”。她意识到，生活已经被一块块地规划好了，每一小块都已经写好该做什么，要是突然哪一块空了就会惊慌失措然后赶紧随便填点东西进去。
玛丽安指向的是个人的普遍困境——无所不在的庸常。每个人都背负着太多的角色、责任和义务，自由感伴随着闲暇一并被侵占得所剩无几。而婚姻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恰恰构成了一个容器，把一对对夫妻浸泡在庸常里，如同福尔马林中的标本。约翰当然也感同身受。他深切地体察到生活的无聊，觉得一切都在惯性中定型，最终变成一处“垃圾场”。
但是，面对庸常，两个人的选择大相径庭。玛丽安虽然烦恼，但却保持着一种与之对抗的天然的行动力。她打电话给妈妈，试图取消惯常的聚餐，争取一个自由支配的周末。她计划着明年夏天的旅行，可以短暂地出走，去新鲜的地方透透气。而约翰则表现得十分冷漠，不愿给妈妈打取消聚餐的电话，也没有兴致支持玛丽安的旅行计划，像一个被缴械的战俘，拒绝了一切自我抵抗和别人的帮助。
玛丽安的怀孕让这种分歧到达了顶点。对她来说，这个孩子的到来如同弥赛亚一般，可以拯救她于庸常的水火。她感觉除了这个孩子，一切都不再真实。她要留下这个孩子，“绕着它做白日梦”。而约翰的反应让人心寒：他用假惺惺的尊重小心翼翼地规避着自己对此的一切责任（“听你的就好了，受苦受难的是你，享受快乐跟满足的也是你”），却还是按捺不住内心对孩子的排斥（“我想我们都受够了”），看到玛丽安如此渴望，于是又换上了通情达理的假面（“多养个小孩也不错”）。最终，玛丽安还是去做了手术。
这是一个极其精彩的片段，婚姻情境中的两个角色瞬间饱满了起来，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危急时刻。仔细品味就会发现，玛丽安拼命对抗着令人厌倦的庸常，努力守护着这段婚姻不被侵蚀，然而却是一场注定徒劳的孤军奋战。约翰不只是冷漠与消沉，他把庸常造成的厌倦感归因于玛丽安，认为是“一开始的错误选择”造成了这一切，他受够了玛丽安对每个人情绪的小心照顾，因为玛丽安把他要穿的衣服送去干洗、把他要看的书借给别人而烦躁发怒，更对玛丽安在性事上的不配合而心生怨恨。在他眼里，当年那个鬼精灵、暴脾气、迷死人的玛丽安，已经变成了庸常的代言人，是痛苦的始作俑者，是他失败的根源，这场婚姻已经沦为了一个垃圾场，别无他法，只有逃离。
约翰决绝地逃去了另一个女人——宝拉身边，他那种受害者的心态，让痛快代替了内疚，不忍让玛丽安帮忙收拾他与宝拉一起度假要用的行李，是他仅存的善意。约翰以为宝拉是拯救他的弥赛亚，如同那个被打掉的孩子之于玛丽安一样，可是，这只不过是陷入另一场庸常的开始。
约翰离开两年后，二人重逢，此时的约翰再一次被庸常打败。他坦陈已经受够了宝拉，当年她吸引自己的那些情绪化、吵闹、眼泪和神经质，不再是相对于玛丽安温和性格的闪光点，反而让他心生厌倦。如今的他准备开启第二次逃离，不过不是去另一个女人那里，而是去美国开启一份新的事业。他意识到亲密关系在面对庸常时毫无取胜的机会， 人的寂寞和孤独是绝对的，于是选择把“所有的安全感都依赖在外在的事物上”。事业上的成功为他提供了对抗庸常的新式武器，一切亲密关系被贬损成一文不值的虚无物件，他沾沾自喜地回来向玛丽安炫耀自己的新阶段。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的事业胎死腹中，约翰第三次失败了。他败得非常彻底，在亲手扼杀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后，珍视的事业又遭遇滑铁卢，这一次，他已经无处可逃。面对玛丽安，落魄的约翰找出各种借口不愿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因为他明白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无法承受玛丽安的彻底离去。在玛丽安以更高的姿态与他完成清算后，恼羞成怒的约翰终于抛下了一切矜持与教养的伪装，挥出了他最后的武器——拳头。
在伯格曼的摆布下，约翰连续经历了三次失败，它们向人们遗憾地揭示：婚姻与恋爱、事业一样，或许终将沦为盛满庸常的容器。
情境二：权力的游戏
婚姻是伴侣间亲密关系的载体，这种两人间的亲密关系必然指向一个终极命题——自我与他者。每个主体时刻在与他者的交互中彼此试探，借以形成自我的边界，同时也通过对自我的争夺来完成主体性的塑造。自然而然地，这演化出了一种二人的权力结构。
显然，这段婚姻在我们观察的起点，就处于一种权力失衡的状态。约翰冷漠，强势，虽然出于教养显得彬彬有礼、乐于沟通，但背后隐藏的是傲慢与偏见。他擅长罗织罪名，当玛丽安产生负面情绪、表达负面感受的时候，他总是给对方扣上“你又无理取闹”的帽子；当生活被庸常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会指责玛丽安“你对我们的婚姻漠不关心”。讽刺的是，逃避责任、只会抱怨的那个人，恰恰是他自己。
玛丽安在约翰的虚张声势面前过于温和而柔弱，总是在解释和道歉，“我没有不高兴”，“一切都是我的错”。她痛苦又甘愿地承受着约翰对“自我”的剥削，无意识地一再出让、退缩，终于蜷缩进了一个逼仄的角落。她原本也是自信自爱的人啊，在察觉到不适的时候偶尔也会抱怨和反抗，但总是在约翰假意的倾听和冷漠的回应中落空。
玛丽安最后一块自我的疆土，就是自己的身体，因为她已然遭受了太多精神控制的把戏，身体是她攫住自我的救命稻草。她不愿意回应约翰的需求，是拒绝被随意摆布的无声宣告，而这一点约翰和玛丽安自己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被出轨的当晚，濒临崩溃的玛丽安还在帮着约翰收拾行李，苦苦哀求他一定要回来，甚至对自我的最后防线产生了动摇，想要用身体来挽回约翰，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
玛丽安在剧中的第一次自我成长，是与约翰一起去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她回家后重温着剧本中娜拉的选择，“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去学做一个人”。这是她被压抑的主体意识的强烈回声。然而约翰回报的却是对女性主义的批判，认为她们是一群愚蠢、无效、低能的暴民，在享受这男人供养的同时，宣扬着一种过气的东西。这种愚蠢又自大的优越感，恰恰是对玛丽安无声的暴虐。玛丽安的回答保住了她生还的希望，也让观众稍稍松了口气，她说，“我们才刚开始，你等着瞧吧。”
玛丽安的第二次成长，是在约翰离开两年后的重逢时刻。当约翰经历过第二次失败，带着对感情的虚无和对事业的标榜沾沾自喜地炫耀时，我们欣喜地看见玛丽安身上的变化。她换掉家中不喜欢的一切，把约翰的东西搬到仓库，换掉双人床，重新收拾生活，甚至主动提出离婚。她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记录自己，摆脱掉了讨好的自我，重新找回了主体意志。时间治愈着她。当约翰把亲密关系矮化为生物本能，试图重温旧梦的时候，玛丽安只想分享自己成长的愉悦。在她念日记的时候，约翰居然睡着了，原来他声称的对日记的兴趣，只是为了求欢而讨好对方的虚情假意。
玛丽安的第三次成长，是在签订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事业失败的约翰失去了人生中最后一根支柱，拖着病体，落魄颓丧，玛丽安则为新裙子和旅行计划而兴奋着。在被约翰质疑的时候，玛丽安勇敢而自如地表达了不快，顺便加以讽刺和挖苦，甚至，她主动向约翰求爱，这都是她主体性和主动权的强烈宣示。至此，伴随着婚姻的缓慢倾覆，二人的权力结构也完成了彻底的翻转。
紧接着，女儿旅行费用和一系列的争论刺痛了约翰的神经，戳穿了他自私冷漠的本性，在失望和酒精的作用下，玛丽安终于爆发了，她揭穿了约翰不愿离婚的可怜处境，怒吼着对自己遭受的委屈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多年来积蓄的压抑和愤怒，在此刻爆发为一场快意的复仇。面对昔日弱者的反噬，约翰恼羞成怒地挥起拳头打了玛丽安，然而，这是权力结构中新的弱者最低级、最无力的攻击，此刻约翰的可怜胜过了可恨。
或许可以说，约翰是一种自恋型人格，他像是停留在了拉康所说的那种儿童的“镜像阶段”，把一切外在的人、事、物都看作自我的投影，在他的世界中没有“他者”，都是取悦自我的工具性存在。而玛丽安，她曾是自信、自爱的人，却因为对他人的爱，在畸形的亲密关系变得卑微。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至暗时刻，她强烈的生命意志也不曾磨灭，微小的莹莹光芒依然在内心深处跳动，最终燃烧成为一只凤凰。
情境三：双人的舞蹈
到此为止了吗？伯格曼的回答一定是NO。他的伟大，决定了本剧不是一个幼稚渣男的失败史，也不是一个残缺女性的成长史，而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亲密关系的终极思考。即便，他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故事的结尾安静而意外，却掀起了意义的狂潮，把这出戏推向了顶峰。兜兜转转，玛丽安和约翰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各自有了新的婚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找到在婚姻关系中对抗庸常、构建自我的大路，也终究没有成为合格的爱人。他们趁着另一半不在的机会，又来到老房子里幽会，刺激而舒适地停留在这畸形的亲密关系之中。这种模式提供了片段时刻和安全距离，得以免于无所不在的庸常，在婚姻的荒漠里保留了一片可以栖息的绿洲。
值得玩味的是，找回强大自我的玛丽安居然觉得这样的偷情很不错，反而是频频失败的约翰觉得有点心虚。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角色的转置，变成了最初对方的样子。
毫无疑问，他们还爱着彼此，只是这段亲密关系从开始、到最后，始终无法以婚姻的形式长久健康得存在，无力在庸常的疾风骤雨中守住自我、牵住他者。如果今夜的他们回到婚姻中，境况又能比之前好多少呢？这正是伯格曼眼中亲密关系的悲剧性所在。
伯格曼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相，但并不是要我们陷于绝望。作为尼采的信徒，一个时常被划为存在主义者的大师，他用更多的作品和他自己的真实生活提供着更多答案。他在电影《第七封印》中借助布洛克的理性诘问来艺术化地展现尘世中上帝隐遁的事实，暗示上帝带来的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你”的关系中。在自传式的电影《野草莓》中，他深刻反思了伊萨克面对亲密关系时采取的冷漠态度，选择在弥留之际与爱和解。无论命运如何注定，可能性仍然蕴含在人类的行动中。
然而，所有的亲密关系注定没有胜算吗？有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阿兰·巴迪欧说，爱情中的两个个体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自我与他者的张力让人觉得“无能为力”，而爱就是要通过“爱的劳作”，最终把这种无限的差异转变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
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一书中发展了费奇诺和海德格尔的观点：爱不是自我的强烈宣泄，它要求人拥有忘却自我的勇气，离开自我的漩涡，去感受他者的存在，然后，这种忘却会帮助你重新找回和拥有自己，这正是“他者的馈赠”。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衰弱的感觉向坠入爱河的人袭来，但同时一种变强的感觉接踵而至。
这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高高在上的人无法给予爱，卑微到开不出花的人也无法拥有爱。约翰从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下来，但还没摔进尘埃里，玛丽安从尘埃中奋力地生长，开出的却是荒漠里带刺的仙人掌。
或许我们在看清真相后，迫切的需要一份勇气。那么，最后奉上法国思想家安德烈·高兹在《致D》一书中写给妻子的爱情宣言：“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我不要参加你的火化葬礼，我不要收到装有你骨灰的大口瓶。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写罢，高兹打开煤气，与病重的妻子一同辞世。
爱是两个人的舞蹈。长久的亲密关系（比如婚姻）就是要用这场双人舞，去对抗永恒的庸常，至死方休。我们可能会踩脚、错拍，甚至中途休息或更换搭档，这都再正常不过，唯一重要的是，保持信念，跳下去。
《婚姻情境》12.18-12.22 鼓楼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