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代画像石的早期收集、著录与研究综述
徐呈瑞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
南阳汉画像石是除山东嘉祥武氏祠以外较早为世人所重的一批汉代图像材料，其数量的庞大甚至超过了山东地区，这主要得益于民国以来几位南阳当地的学者及滕固、鲁迅等先生的关注和不断发表。他们或亲自访拓或托人收集，留下了较好的早期拓本和原始的保存地或出土信息，随着这些早期重要材料在建国后的不断整理公布，让更为深入地研究早期出土的零散画像石成为可能。在《汉画总录·南阳卷》散石部分的编辑过程中，早期研究和著录的的信息成为了较为可靠的分类编号依据。下面本文将对民国时期的五批重要著录和研究材料的始末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评述，并对同时出现的相关研究做综述。
从南阳当地的几个明代的建筑物的基石上即有画像石的情况来看，早期对于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并无足够的认识，视其为常石并重新使用的情况较多，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而民间所说的南阳黄渠河上有“玉石月牙桥”、博望桥下“石人大睡觉”就成了早期对被建于桥上利用的画像石的认识。
现在所知南阳汉画最早的访拓者为张中孚，他于1927年至1928年间拓得数十幅，交由关百益[4]编为《南阳汉画像石集》一书。该书前有关氏所作《南阳汉画象集序》一文，文中对于汉画的雕刻技法做了概括和区别，并认为南阳当地“或为剔地阴文隐起象，或为镂地阴文隐起象。”该书图像部分除第一图为山东潍县陈簠斋所藏南阳汉代画像砖，第卌图和第卌一图非汉代之外，其余皆为南阳当地出土画像石，每块原石配有尺寸、图像内容和保存地的说明。是书为南阳画像石最早的著录图书。
虽可知的最早传拓是1927年开始，但是最早被确定为汉代之物却是从董作宾开始。“南阳汉画象不见于著录，民国十二三年间，邑人董彦堂、杨章甫等始有所发现。”董作宾1895年出生于南阳市宛城区长春街（现解放路）。民国十二三年时，28岁的董已赴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初学甲骨文。此时以其学识已对家乡的画像石已有了初步的认识。1931年夏，淯水泛滥，南阳西南十八里草店村临岸的草店墓被冲出，墓为当地驻军宋天才部私掘，出土物凡三担，皆被运送出宛，下落不明，仅余画像石在原处。董作宾闻之后即有回宛发掘之意。1933年7月董作宾在山东滕县调查汉画。8月，董作宾转往河南南阳草店调查汉墓画象，但是具体的调查经过和持续时间并不十分清楚，只能在石璋如所编《考古年表》中谓“其余城乡散存画像石亦甚多”的说法中知其调查范围之广。
插图一 董作宾调查南阳汉画像石。左二为董作宾，左三为孙文青。人物身前石为沙岗店出土。汉画总录编号为HN-NY-197
同时还可知道在此次考察中，董氏将四块画像石移至民众教育馆集中保存，孙文青：《南阳汉画象访拓记》的附表四中第一条备注中即提到此事。
其中三石拓片收入孙文青所编《南阳汉画象汇存》中的第六十六、七〇、七三图。现在此处所说的三石均存南阳汉画馆，《汉画总录·南阳卷》中收录了这三张拓片，编号分别为HN-NY-134(2)、HN-NY-166(2)、HN-NY-166(1)，但是并非列表中所云的三石，其中“双结男拱立象”与“舞兽女拱立象”为同一石。另外，董作宾先生还用照片和模型的方式复原了草店墓，图像收录入孙氏《汇存》一书，直观形象地向展示了该墓的状况，可以说是最早用这种方式开了用模型复原墓葬的先河。
插图二 董作宾所作南阳草店画像石墓模型
董作宾此次的访拓应该也拓制了一定数量的拓片，但是拓片的同时并未同时记录下制作拓片的位置和具体信息，仅知在傅斯年图书馆保存有一张“由重庆沙坪坝（寄件人不详）寄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的牛皮邮包纸上，曾注记南阳画象138幅的出土地：五中学校、阮堂庙、栗河桥、新店镇、城东泰山庙、南河庙、鄂城寺、石桥镇、江黄村、百里头墓等”。后这批拓片归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史语所的文物图像研究室汉代拓本整理小组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一书，并建立了网络数据库。该书在编辑时参考了早期南阳画像石著录的几种书目，根据已有的出土和保存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精心的编号和分类，尤其在一些细节上做了比较周全的考虑，如183页图601，收录了同一原石因拓工拓印的选择不同而致的两张细节上有差别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可以与《汉画总录·南阳卷》现在的编号为HN-NY-816(1)的拓本相对照看。
插图三 上中图像为史语所藏拓片下为南阳卷中收录拓片
2004年史语所又“择其较精者五十种和未见发表者六十八种”刊布，其中南阳二十二种。
当然书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如《拓本目录》一书中145页，图467、469、471皆非南阳草店墓中图像，而168页图553和169页图556原本应属于草店墓的图像却未被收入草店墓。198页图649与203应为同一石的拓本，收录两次。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网络数据库中。当然瑕不掩瑜，该书仍然给后来的《汉画总录·南阳卷》在民国散石部分的编辑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鲁迅先生一直以来对汉代画像石的极为关注，其收藏的画像石拓本数量甚为可观，而且在日记、书帐和书信往来中多有关于画像石拓本收集的记录。1930年11月15日，三弟周建人在关百益的《南阳汉画象》一书出版后不久帮鲁迅购买一册，其时南阳画像石才刚刚为外界所知，尚无拓本可收集。从书信中我们可知鲁迅先生真正的收集实在1935年至1936年之间。鲁迅通过台静农[19]和王冶秋[20]转托杨廷宾、王正朔和王正今代为在南阳访拓。从书信中的统计来看，至1936年鲁迅共收到南阳拓本共二百三十一幅[21]，另加上鲁迅自己零散所购，一共数量为二百四十六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其将拓片结集出版的心愿也未能完成。
198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挑选200幅编为《鲁迅藏汉画象》（一）。该书在编辑时按照画面的内容编排，并对拓片上所留的杨廷宾等人所留下的说明文字作为“原注录”照录，保留下了当时原石的保存位置等信息。另外编者还亲赴南阳汉画馆将拓片和原石进行了核对，但未及一一核对，此次在《汉画总录·南阳卷》的编辑过程中，对这一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对，并与孙文青氏的《南阳汉画象汇存》一书所著录的原石保存地做了比较。
早期对于南阳画像石收集、整理和研究成就最大的首推孙文青先生，在艰苦条件之下他不懈的细致工作为以后南阳画像石的保存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孙文青[24]搜集南阳汉画象是从1932年执教五中开始。他从第一次购得的二十种拓片中发现关百益书中所未收的部分后，便开始了访拓，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举凡意之所向，神之所会，足之所至，目之所睹，无往而非汉石也”。1932秋，孙文青在草店墓发现后的一年踏访，第二天再访即携郑容众测绘、吴子千摄影，并雇拓工进行精拓。
插图四 拓工制作草店墓石刻拓片
1933年，孙文青赴开封后，又托张禹九、王洗真、蔡一木几位友人又代为访拓。8月，孙完成第一篇关于南阳汉画像石的文章《南阳草店汉墓享堂画象记》。同年又完成了《南阳汉墓中的星象及斗兽图》一文。截止至1934年4月完成《南阳汉画象访拓记》一文时，共拓得所见全部石头的五分之三弱，共一四五幅拓本，编为《南阳汉画象汇存》第一卷。1937年，在鲁迅先生去世的一年后，《南阳汉画象汇存》一书在金陵大学出版，该书收录了孙文青的两篇序文和董作宾所拍摄草店墓的发掘照片和复原的模型照片，并有商承祚所作跋文，图版部分珂罗版印刷精良[29]。同年，孙文青由开封重回南阳任县志馆副馆长。1939年，在董作宾的斡旋下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与友人刘尧庭、刘寿之协助下继续调查南阳周边的画像石，完成《汇存》二、三、四卷。1942年，在驻军第145师黄樵松师长许可下得部队在修筑工事翻修马路时出土画像石，编为《汇存》第五卷。[30]后来的四卷至今并未出版，建国后，孙文青将四卷的原稿捐赠南阳档案馆，500余张汉画拓片捐赠南阳汉画馆，此两部分资料的合璧出版应该会对一定数量无法确定出土征集地点的早期散石提供更多的信息[32]。1944年9月1日，成书较早的《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出版，该书编成后历尽资金、战乱等各种困难，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资助印费三千圆的情况下终于印成。该书收录袁同礼所作序文、作者自序、发现记、提要、考释、王景汉缩绘后记、编校后记等文字，但是该书的印量较小，其价值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后来看到一则1935年9月，借《张衡年谱》出版一事，孙文青希望能将之前已经编好的《南阳草店画像石集》一书出版，可惜未能成功，一封新发现的书信中披露了这一信息。
插图五 孙文青为《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出版致商务印书馆信
除以上对孙氏与南阳画像石的种种相关事件的对散落原石的访拓之外，孙氏在研究中的贡献也是极大的，一些观点对现在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现将其分述如下：
一、通过草店墓和后来发掘的较为完整的石桥东门画像石墓和广阳镇桐庄西太子岭三座墓葬的构造对南阳地区的画像石墓葬图像配置有了客观的认识。在《南阳汉画象汇存》一书中，通过这种认识，给一些墓葬归属不明的散石大致做了位置的归纳。同时根据图像在墓葬中位置对其意义做了相应的合理解释。他的这种方法现在仍然值得采用，而且在有现在大量科学考古发掘的画像石墓的材料基础上应该能够得到更加深入准确的认识。
二、他将画像石的形象分为天象图、地域图、历史图、礼乐图、游戏图、祥瑞图六类，并对其来源和底本做了考订。这种考订结合了时代因素的影响，对画像石的粉本是否存在文献的对应来源以及民间与宫廷间的粉本仿效做了初步的揭示。
三、他对一些原石功用的推测也值得重视，例如对于《汇存》一书中的第一四五图，他认为是拜石，此石虽下落不明，但是南阳汉画馆藏的另一块编号为HN-NY-147的石头的属性确实可以探讨，这种情况在也与肥致碑的碑座部分和存于山东嘉祥的一块石头情况类似。另外对于一些形制特殊的较大原石，如《汇存》第四图，南阳卷编号为HN-NY-150的阮堂的天象石，他给出了祠壁石的说法，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南阳地区的墓葬是否也会有相应的地上祠堂建筑？
除孙文青先生之外，早期著专文对南阳画像石进行研究的还有滕固[34]先生，其《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的颇多观点至今仍被经常引用，尤其其中包含了对于风格上的缜密分析极为精彩。他的这篇文章的得到了董作宾的帮助，提供了草店墓的照片和墓葬结构图。该文针对南阳画像石的年代问题、石室构造与画像、野兽图像、乐舞图像、石刻画像在艺术上的位置五个部分做了探讨。滕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和德国的经历让他较之孙文青在看待图像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而且能够利用更多的相关材料来做出更为准确的推断。在第一部分中从文献和当时可见的汉代雕塑实物的情况推断南阳画像石的大体时代应该在东汉早期。第二部分中他也通过图像内容和在墓葬中的位置认识到画像石的存在一定组合程式，并对俑与图像的关系作了提示。第三部分中，他特别注意到野兽图像中的一些外来因素，通过在图像上较为细致和克制的分析比较，否定了Otto Fischer的不承认汉代图像收到外来影响的说法。第四部分中他认为乐舞的场景所描述的是巴俞舞，并作了文献上的分析。而对于与山东相比南阳当时未发现历史故事图像的情况，他认为“南阳人不尚理想，但是现实的享乐，这种一往无前的豪迈的性格，无遗憾地发露于画像，故其画像一般地奇诡雄伟，富有泼辣的观感刺激”。第五部分中他通过对乐浪漆器、波士顿博物馆藏壁画和营城子壁画等汉代图像材料的比较后，将南阳画像石做了 “拟浮雕”和“拟绘画”的两种合理分法，至今在对画像石雕刻技法进行分类时仍然会将其作为参考。滕固文章发表之后，孙次舟对其文章中南阳汉画像中的乐舞场景大抵为“巴渝舞”或至少与“巴渝舞”有关的论点进行了论证缜密的反驳[36]，但是其将“乐舞”、“野兽图像”、“男女带侏儒”等图像全部归于“百戏”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除以上的一些收集和研究之外，有一则外文的文献较少被注意的，这则文献也成为了现在所知的国外最早的有系统的南阳画像石拓片。这篇文章的作者佛罗伦斯•艾斯库（Florence Ayscough）1939年准备离开北京的前夕，一位商人带来一包77张（后又增加了36张）拓片让其检视，并讲述其为一单姓中国学者的旧藏，原欲出书，结果身死未成。其子无能力出版，决定割让这批拓片。艾斯库买下这批拓片之后，在裴德士(W. B. Pettus )、章学楼（Zhang Hsüehlou）、白桂岑（Pai Kueits'en）的帮助下和建议下进行了图像内容的初步辨识。他将关百益的《南阳汉画象》一书的序文译作英文，并由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做了校对和笔记。译文之后，他还对画面中的动物形象的选择和象人（masked man）、“百戏”、神话形象与《天问》、《大招》等古文献中的文本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初步的认识，并将《大招》译为英文。[37]整个文章的分析虽然不长，却较为准确地切入了实际的问题。该书收录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18张，除插图ⅥⅤ,c为陈簠斋所藏的南阳画像砖之外，其余拓片皆为其妻子H. F. MacNair拍摄的这批收藏，图像均可在孙文青的收藏中看到。
这批百余张的拓片后来是否流入西方，成为西方的第一批南阳汉代图像收藏不得而知，但是此文却是将南阳汉画象石第一次介绍到西方的视野，正如艾氏在文中提及他们（关百益和孙文青）不会知道南阳汉画会被发表在西方的杂志上。（they have not. however, so far as we are aware, been published in any Western journal.）
以上是对早期南阳画像石收集与研究的重要著述和近年来新整理公布的相关材料的综述，其中的很多重要的成果在后来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展开。此次在其基础上我们完成了《汉画总录·南阳卷》第八卷末至第十一卷的编辑。这批原石出土的时间较早，虽缺乏了准确的墓葬出土的信息，但是通过对这些早期记录和研究的梳理，仍然可以得到一些相对准确的分布和位置关系。另外，在图像的意义上，这批占到南阳地区四分之一数量的形象资料也是南阳汉代图像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为画像细节形象的探讨、局部地区画像风格的演变等方面提供重要的证据。
南阳汉画还有三大制作基地，标准化生产成规模
好文，请点 这里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