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了，我谨以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表示衷心祝贺！
《文艺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做研究的人都有体会，自己的文章被心仪的学术期刊发表，是对自己极大的肯定。我上研究生时，就想写美育方面的学位论文，但是导师和其他老师都不赞成，认为美育不受重视，还是研究文艺美学好。研究生毕业后，我仍然执着地开始了美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因为我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母都是音乐教师，外公还是绍兴第一位音乐教师，与徐锡麟、陶成章、秋瑾一起在绍兴的大通学堂教过书。我从小就受到美育的浸润，上大学后越来越深信中国需要美育，需要提升国民的生活品位和人文素养。于是，我从1988年秋季就开始撰写美育基础理论的著作，两年后就写成了20多万字的书稿。之后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有出版机会，只能把书稿拆成论文先发表。我把关于美育基础理论的总体构想写成一篇文章《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投给了《文艺研究》，结果不久就发表了（1993年第5期），而且安排在了头条。这在美育研究不受待见之时，对处于学术研究迷惘状态的我是异乎寻常的鼓励！“美育学”这个概念是王国维在20世纪初提出的，此后在很长时间里却没有学者对美育学的理论建构提出系统设想。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美育学是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应该由美育哲学、美育心理学和美育方法论构成美育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对此作出了具体阐述。此后，我主持完成了几个美育理论研究课题（包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一个教育部重点课题），结论性的文章都投给了《文艺研究》，其中《中国现代的“审美功利主义”传统》（2003年第1期）和《美育三义》（2016年第11期）发表后还被《新华文摘》转载。
《中国现代的“审美功利主义”传统》既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结论部分，也是我独立承担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育理论现代性比较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在这篇文章里，我把以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为代表的中西融合的美学和美育理论概括成“审美功利主义”，这种美学和美育理论所针对的本土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具体说就是要提升国民的精神和情感，从而既肯定审美的超现实性，同时又把这种超现实性的功能引向现实的人心改造；既区别于审美的道德、政治功利主义，又不同于西方现代“唯美主义”或“审美主义”。这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我把这种美学思想称为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意在试图提醒学界：中国美学研究并没有“失语”，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现代美学家们就开始建构中国自己的、开放的美学和美育理论了。我们要认真研究这种现代传统，“接着说”，并由此建设当代中国美学。在这篇文章中，我还点出了中国美学的这种“审美功利主义”的本土思想资源是儒家的心性文化传统，为今后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2012年，我和两位青年博士一起开始了“审美功利主义”思想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这是我主持的第四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们把课题研究总纲《以美正心：中国现代审美功利主义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投寄给了《文艺研究》，发表在《文艺研究》2012年第9期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为中国现代美学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正是儒家心性文化传统、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的巨大影响，引发了20世纪初西方美学的引进以及对美育的特别重视。其中一个关键点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审美无利害性”成为连接西方美学与中国儒家心性文化传统的桥梁。正是由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无利害性”理论的“误读”，使得他们选择了美学，而选择美学根本上是为了推进美育，这种美育实际上就是颐养性情、去蔽澄明的功夫。
我在21世纪初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美育性质的文章，提出“感性教育”是美育的现代性质。此后渐渐感觉这样的定义还不够全面，一直想写一篇全面论述美育性质的论文。2016年暑假，终于有了比较完整的时间，于是我就在申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总体构想基础上写出了《美育三义》，发表于《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在这篇文章里，我在30多年美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美育的三个最基本的意义：感性教育、人格教育和创造教育，并作出了凝练式的概述。感性教育是席勒在《美育书简》中阐述的美育的基本意义，体现了美育概念的历史具体性，即审美现代性：在工具理性发达的背景下，恢复人的自然性，使人性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协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感性教育”也是美育最基本的特征，美育过程就是以体验为主的过程，美育可以说就是一种“情育”，与智育讲概念逻辑很不相同。中国的传统是把美育当作修身的重要途径，所以美育就成了“人格教育”。在这一部分，我比较多地阐述了美育的中国意义，美育呈现“心育”的特征，也就是从中国美育传统来看美育在立德树人方面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创造教育”是指美育对培养人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独特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一直重视不够，而今中国进入一个创新发展的时代，而创新依靠人才，教育必须把发展创新意识和能力作为重要目标，在这方面，美育的价值是独特而巨大的。
除了上述论文，我还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另外两篇研究美育理论的文章，一篇是《美育：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创建——重读席勒〈美育书简〉》（《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另一篇是《论中国美育研究的当代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可以说，我的美育理论研究能够坚持到今天，并在学界产生一些影响，与《文艺研究》的扶持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我对《文艺研究》一直心存感激！
《文艺研究》一直是学界包括我个人学术研究的质量标杆。从创刊起，她一直坚持“双百”方针和高质量追求，刊发了在美学、文学、艺术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四十年来，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给这么一份顶尖期刊撰写论文，必须本着更高质量的追求，一丝不苟，竭尽全力，还要不断修改完善；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扎实的论述基础上提出新见，推动学科的发展。这种追求也使我在学术上得以不断进步。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英国做高级访问学者，发现我国当时很热的“审美文化”概念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文章《审美文化研究新议》也很快就被《文艺研究》刊发了（1995年第3期）。90年代后期，我做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研究”的结论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我当时认为，审美属性不仅仅也不完全是文学的属性，文学理论和美学也应该有一个区分，于是整理出了一篇文章——《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在《文艺研究》上发表（1999年第5期）。由此也可以见得，好的学术期刊不仅仅是“做嫁衣”的，也具有帮扶和引领作者的功能。我正是受益者之一。
在《文艺研究》40岁之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艺研究》一定会越办越好！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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