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史上罕见。一个君王到底应该活多久才算对这个国家有贡献,有时候真的是一个难以判定的课题。你就比如说康熙吧,从他8岁登基到14岁亲政,前四十年可谓大展宏图,开疆扩土,擒鳌拜、平三藩等等,可是到了后二十年,因为诸皇子争夺嫡位,搞得自己焦头烂额。
康熙皇帝在很多场合也说过,要不是因为诸王夺嫡的情况,他也许有精力和能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使得大清王朝更上一层楼。可是,有一个典型的数据证明,康熙的后二十年确实没有什么作为,那就是国库存银,这个指标标志着国家的运行血脉是否康健,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干什么都百搭。
康熙皇帝不是没有看清自己的问题,而是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后世之君的身上。所以,他也在很多场合说过,要改革弊政,吏治清明,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这一点,他那些争先恐后争夺嫡位的皇子们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心思,但是苦于不在其位,难为其政,首先没有谋求到皇位,又怎么去贯彻落实康熙的思想呢?
所以说,对于康熙皇帝那些具备干才能力的儿子们来说,并非只有胤禛才会实行新政,改革弊政,但凡谁上台,基本都会按照改革这个思路进行,至于改革改得有多深,走得有多远,以怎样的方式进行,那就不好说了。
纵观雍正即位之后,他的政治思路,首先通过利用各势力集团完成政治稳定,然后摆平他们,打击掉各势力集团后,全面实施新政改革,当然,改革和新政并非是所有的政治基础建立后才开始的,而是慢慢渗入铺陈开始的。八王党在雍正四年被打掉,年羹尧在在雍正二年打掉,隆科多则是在雍正五年被打掉。雍正要打掉这些势力的原因,即在于他们的势力集团侵犯了皇权的利益,尽管在史料中,很多人认为雍正打掉他们实在有“莫须有”的嫌疑。
集团势力太大,即所谓形成朋党,是康熙和雍正都十分忌惮的事情,如果不打掉这些朋党,雍正的改革和新政就难以实行,就难以推进整个国家机器的前进。
雍正的用人方略确实别具一格,雍正曾说:人才难得为帝王第一苦衷。又说: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这些感叹充分表明了雍正对于人才的渴求和希望,也奠定了他选人用人的独特风格。古时科举盛行招纳国家人才,但是在雍正手里,真正成为左膀右臂,恩宠不衰的却都非科甲人士。这就是雍正手中所谓的“三驾马车”,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
雍正初年的时候,田文镜其实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出身于汉军,因为祖上汉军的原因,他是可以不必经过科考入仕的。有一次,他被命令前往陕西省祭奠华山之神,经过山西的时候,看到百姓饥馑,很多人快要饿死了,地方官却没有上报,这让他很气愤,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了雍正,雍正很生气,命他为钦差前去救灾,就这样,田文镜挽救了几十万山西百姓的生命。田文镜就这样走进了雍正的视野。山西赈灾结束后,田文镜被任命为河南布政使,很快还被提拔为总督。他治理河南十年,被称颂为政绩天下第一。
推行耗羡归公的首倡,便是河南的田文镜。清朝的财政体制很单一,打个比方说,清朝财政来自于税收,如果也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话,中央税则是定好了的,各个省按照定额上解就行了,地方及中央官员的工资很少,不足以养活自己及家人,所以,就必须靠在中央税的基础上征收附加税,我们假定这就是地方税。附加税大都用来解决官员工资的补贴,但是在清朝的法律上,是没有保障的,故而这种附加税就有很大的变数,地方官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田文镜对这件事非常不满,认为长时间下去,百姓枯竭,于国不利,于是上书雍正,在河南实行耗羡归公的政策。其实这项政策很好理解,就是将附加税合法化,换做现在的财政语言,就是将预算外收入按照预算内收入一样管理,这样,地方官对地方财政税收的权力就暴露在阳光之下了,也就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象逐步得以杜绝。
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为什么清政府直管中央税,对官员开出极少的工资标准,合法化难道就这么难吗?作为封建社会的君主,为了表明自己的英明,他是不希望通过加税或者增费来施政是,因为史官会记载,后世会评说,这与君轻民重的思想不吻合。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君王们推卸责任,害怕留下骂名却置百姓于不顾,他们不承认附加税的存在,就表明君主的英明。但正是因为这样,没有对附加税进行管制,反而导致了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的现象,所以,雍正的这项改革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李卫,捐纳出身,就是出钱买的个官。李卫的家底实际上是很充足的,在地方上可谓是一个富豪,所以,他非常瞧不起那些当官的拿一点权力换取一些不正当的小钱,他总希望自己能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但是在封建社会,除了做官,他别无选择。但是他不想十年寒窗苦读去博取个功名,所以,就买了个官儿。
雍正元年,李卫被任命为云南掌管驿站和食盐专卖的盐驿道,他一上任,马上大搞揭发,将属下十多名官吏和数名武官的不轨行为上奏朝廷,得到雍正的赞赏,第二年,就被雍正升职为布政使。很多官僚为此痛恨李卫,但是李卫却得到雍正的信任。
李卫的命运似乎一直很好。雍正三年,李卫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漂亮的解决了浙江闹饥荒的事件,此后,浙江年年丰收,天时帮助李卫深受雍正信赖。与此同时,福建就不那么走运了,福建的饥荒使得巡抚毛文权束手无策,由于市场上粮食倒卖成风,毛文权惊慌失措,难以平抑地方粮价,雍正命令闽浙总督高其卓前往解决,当时李卫正是他的属下。高到建后,对毛文权的失职庇护,市场粮价格却依然没有降下来,雍正只好另派监察官检查,监察官查出事实后,福建多人遭到弹劾,高被撤销闽浙总督之职,改福建总督。李卫捡漏,升为浙江总督。
李卫在浙江干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比如取缔黑市私盐,打击盗匪等,后李卫到直隶做总督,也是一路风调雨顺。
第三位是满人鄂尔泰。雍正信任鄂尔泰源于意见很有意思的事。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鄂尔泰在内务府任职,就知道他为人很不错,一次胤禛摆脱他做一件事,但是却被鄂尔泰拒绝,鄂尔泰说:朝廷有规矩,皇子不宜结交外臣。
鄂尔泰的回复让雍正觉得这人很将原则,值得欣赏,于是登基后提拔他为云贵总督。云贵山区少数民族居民众多,当时很不稳地,小有叛乱,于是雍正派他去平定,鄂尔泰妥善的处理了这些民族矛盾,得到雍正的高度赞赏。
鄂尔泰的主要功绩是平定苗疆的少数民族叛乱,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局面,“改土归流”的主要执行者就是鄂尔泰。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前分散管理,自我管理,将他们全部纳入中央政府管理,由中央政府派官员对少数民族进行治理,这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发展,有利于政治稳定。
当年羹尧、隆科多、八爷党这些政治势力烟消云散的时候,雍正开出了他的“三驾马车”,对于这些政治势力的扫荡和对“三驾马车”的任其驰骋,无疑表现出雍正成熟的政治头脑和策略。他的某些手段可能过于激烈,但是绝非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