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于1842年在《海国图志》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善中国武器装备，改革中国军队建设，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这对于千千万万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民族解放道路的仁人志士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蔡锷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02年2月起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发表的《军国民篇》，就是继承和发展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重要成果。

一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民主革命家。1895年，13岁的蔡锷应院试，得到前来宝庆府主持院试的省学政江标的赏识。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1889 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北京同文馆习外务，次年改授翰林院编修。青年时期，江标曾受业于朴学大师潘祖荫，好治今文经学，留心经世致用，鄙弃八股。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在任期间，大力整顿校经书院，注重引进新学，致力以新学课士，并创办《湘学报》，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对于湖南近代教育的改革以及维新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标素来推崇魏源的经世之学，这次来到魏源故里主持院试，又眼见此地一批少年才俊，心里十分高兴，特于院试后约见了这次参试的佼佼者蔡锷、石陶钧、李本深等人，对他们说：“邵阳先辈魏源，你们得知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江标的这一席话，对蔡锷等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埋头科举的他们认识到，在科举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他们去追求，这对于蔡锷维新变法思想和“师夷制夷”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江标

在鼓励湖南士子读魏源之书、效魏源之学的同时，江标采取具体措施，大力推进新学，积极启发新智。在湘视学3年，江标对于岁科等院试的命题，刻意追求深意，虽做八股文，但却采用新题，3年所出四书文44题，含有新义之题在30题以上，其中，有关魏源《海国图志》及其“师夷制夷”的思想的命题就有《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魏氏〈海国图志〉近日应改应增条例》等。为了给应试士子树立样板，江标还将其在湘主持岁科两试时士子应试优秀之作选编为《沅湘通艺录》刊行于世。应考《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一题的新晃考生舒润、芷江考生田梓材和应考《魏氏〈海国图志〉近日应改应增条例》一题的宝庆考生姚炳奎的答卷被选入《沅湘通艺录》第五卷。舒润在答卷中写道：“外夷牟利而来，如美利坚、法兰西皆初入中华，不悉虚实，惟恐兵连祸结，碍其通商之路，故每从中排解，劝中、英息战言和，虽非为中国起见，而其深谋妙算以为英苟得志，必更蔑视诸国，事事牵制；英如挫败，中国必大张国威，尽外夷而驱逐之，闭关绝市，则利权失矣。此款之所以可议也。自广东撤防，英人破虎门，围省会，再破厦门、定海，入宁波，又破乍浦、宝山、定海，驶入长江，肆然而无所忌。于是五口通商，兵轮四达，各国皆以中国为利薮，互相恫偈，要挟多端，时局为之一变，遂舍战无以立国，此亦先生所及料而创为师夷制夷之远谋。……乃师夷制夷之议亦自先生发之,奈何统事权者不能如其策以行,岂中国积习太深,只能得其皮毛,未能得其实际,故一误再误欤?至传教、禁烟二条,书中言之沉痛,或有以为过激者。而中国近因此事,交涉愈繁,虚耗日甚,安得起先生而一一筹之,以收富强之效乎?” [2]在此文中，舒润既肯定《海国图志》是中国的自强之术，又批评洋务派在学习西方上仅得到其皮毛而没有抓住其根本。

在江标的推动下，湖南士子对于魏源《海国图志》及其“师夷制夷”的思想认识不断加深，并对于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897年，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勃然而起，倡新学、办新校成为一时风尚。在湖南维新志士的筹划和推动下，时务学堂应运而生。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中指出：“魏默深《海国图志》之书、郭侍郎使西以还之著作，皆能洞见隐微，先事而发，创开风气，尤为海内所推。盖知彼知己，乃谋国者之急务。”

魏源

1898年1月14日《申报》刊文指出:“湘之兴西学固盛于近年,而湘之乡先辈固有开其先者矣。曩昔曾文正督两江时,创议资遣学生出洋；左文襄创福建船厂,招子弟习西国语言文字及新奇工艺,以时出洋,宏识远谟,早收明效；曾惠敏崛然继起,遂能力争俄廷,不辱君命。其余若魏默深《海国图志》之书,郭侍郎使西纪程之作,其议论精核,考证详明,久为海内推重。当数公之时,中国与泰西各国互市未久,受患不若今日之深,交涉不至今日之难,士大夫旧德民依,咸以辟彝为积习,而之数公者独深识远虑,不避谤嘲,不辞忍诟,毅然慨然，以倡此义。”湖南是维新变法时期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此文作者认为湖南能引领维新风气,其原因在于“湘之乡先辈固有开其先”,而《海国图志》则是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

怀着研习“魏默深《海国图志》之书、郭侍郎使西以还之著作”，寻求救国救民的理想，蔡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时务学堂，并在这所培养维新人才的新式学堂，经过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思想家的启发和教导，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最终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光绪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随后，又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闻讯逃亡日本。10月6日，清廷降旨，将陈宝箴、黄遵宪及熊希龄等人革职，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变法运动遂宣告失败，时务学堂交由守旧人士接管，改办为“求实书院”，蔡锷等时务学堂的学生被赶出校门。

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被撤销后，师生皆离散，蔡锷、唐才质、范源廉等十多人打算到湖北武昌两湖书院继续学习，但以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只得于1899年6月前往上海，投考南洋公学，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但在等待入学之时，他们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又得到时务学堂原教习唐才常的慨然资助，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进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近代民主革命理论，参加了自立军起义，并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其思想也逐渐由维新变法转向民主革命。在一篇呼吁湖南率先变革的文章中，蔡锷指出：“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江、罗、曾、胡、左、彭沾丐繁多，人人固乐从军走海上，以责偿其希冀矣。文想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后，发达旁白旁，羊角益上，骎骎驶入无垠之哲界矣。然而终觉所希之犹狭狭也。”其中，蔡锷对于魏源的“文想”，即“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待续)

蔡锷

本文所引蔡锷遗著见邓江祁编《蔡锷全集》（待刊）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