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陶陶
李世民评价曹操时说得很好，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差不多就是这句话，自己可以去查）。
当然，曹操肯定很厉害，但并不能表明曹操如易中天鼓吹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史无前例的帝王资能。仅就政治才干而言，他远远不能跟刘邦相提并论。
曹操最大的优势就是军事才能，“魏武用兵仿佛孙吴”（孙膑、吴起），这是三国以来对其的公认评价，他的军事能力助其先后打败袁术、吕布、袁绍等强大竞争者，由此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
但是曹操作为一个统治者与刘邦这种冷血到极致的政客相比，有一个巨大的毛病，那就是他任性有余而自制不足，所以他往往承受很多不必要的重大失败。
公元194年，主政兖州的曹操为报父仇讨伐徐州陶谦，因私愤而杀戮民众过甚，恶名远播。
与此同时，因边让和王匡等滥杀事件，他在兖州地区也几乎完全失去了人心，结果被部将陈宫串联兔死狐悲的陈留太守张邈、弟张超、从事中郎许汜、王楷等兖州将领，集体叛乱，迎吕布军队攻击曹操，以至于兖州最后只剩三座城还忠于曹操。
要不是袁绍鼎力支持了当时还是小弟的曹操，曹操当时就被灭了。此次政治崩盘实际上就是曹操本人因私愤而滥杀的后果。
在公元197年的宛城战役中，曹操本来已经降服了军阀张绣的部队，却忍不住去染指于张绣的伯母张济之妻，且将张济之妻公开纳为妾室。
由于张绣的军队继承于张济之手，张绣全军皆怒，张绣最终叛乱，突然袭击曹操，杀曹操长子曹昂、侄曹安民与大将典韦，并于此后与曹操持续对抗。这完全是一种缺乏自制力，任凭本能作祟而引发的政治灾难。
曹操破宛城，询问可有美色，就此强掳张绣之婶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同样如此，曹操迅速扫平了荆州刘氏，攻克荆州诸郡，江东孙权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曹操的优势在于他的威能，劣势在于他的军队：精锐亲信来自北方，不堪水战，而新归附的荆州水军向来也不是孙氏的对手，更皆人心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贾诩认为，曹操应倾全力稳定新附之荆州，只要对荆州的统治真正稳定下来，江东将来就可轻而易举地攻下，相比之下，此时进攻孙权，实际上是一场冒险。
曹操不听贾诩之谏，结果曹军在赤壁遭遇惨败，荆州大部分地区也被刘备夺走——此战实际上与曹操征伐乌桓类似，都是打败强敌后，进行了风险极大的军事冒险。
公元215年，曹操降服汉中军阀张鲁，紧邻汉中的蜀地刚刚被刘备征服，人心不稳（一日三恐），而刘备正好率领精锐部队在千里之外的荆州公安（湖北）地区与孙权对峙，后方极度空虚。
谋臣刘晔和司马懿建议曹操趁机直接进攻蜀地（七日后，有从蜀地投降的人说蜀地人心惶惶，刘备斩杀惊惶者亦不能安定人心），但曹操不听。
不久，刘备稳定蜀地之后，就带兵进击汉中，曹操也丧失了最后一次统一中国的机会。
《晋书·帝纪第一》于是，（司马懿）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
《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张）鲁奔走，汉中遂平。晔（刘晔）进曰：“……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大军遂还。
实际上，早在进攻汉中张鲁时，曹操（60岁）就开始厌烦车马劳苦，有了退兵息戈之意，要不是刘晔强烈建议，曹操在第一次攻打汉中受挫之后，连张鲁都要舍弃。
毛泽东对此评价道：“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
与曹操相比，刘邦在经历雍齿之祸的磨砺之后，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化动物，他的军事才能或许不如曹操，但他审时度势、自制自知的政治才能则远远超过曹操。
首先，刘邦在对待部将和降将的问题上，除非为了特殊目的，他始终处置有道，避免滥怒滥杀滥罚，防止部下因不必要的恐惧和嫉妒背叛自己。
韩信破赵灭齐之后，趁刘邦处境危急，逼迫刘邦封其为假齐王，刘邦不但忍下怒火，反而封其为真齐王；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为了防止功臣们因无望封赏而叛乱，竟然封自己的仇敌雍齿为侯（背叛过刘邦，囚辱过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以稳定众心。
这些举措，都需要决策者必须舍弃愤怒、报复、虚荣等人性本能。只有具备超出本能自制力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为了彻底消灭异姓王的潜在威胁，刘邦不顾年老体衰，以61岁的高龄深入代北讨伐叛乱的陈豨（一年之后去世），62岁的高龄进入江淮消灭叛乱的英布（英布认为刘邦年龄太大，不可能来打他，同年刘邦就病死了），可见其性格之坚忍。
要知道，曹操攻破张鲁威胁蜀地时，刚刚60岁，就已经厌恶兵戈之苦了（曹操当时60岁，5年之后的65岁之后才去世），相比之下，62岁的刘邦哪怕是濒临油尽灯枯，也要南征北战，铲除那些威胁巨大的潜在敌人，这完全是一张超出极限的拼劲儿。
更重要的是，刘邦继位之后，从来不敢有所懈怠，他深知无数潜在的危险萦绕着他的政权：
吕后势大，功臣望重，诸子皆幼。无论是面对吕后党羽（临死前试图杀吕后的连襟樊哙），还是功臣，甚至刘姓子弟，都是不可靠的。
与曹操相比，刘邦有着透过时间维度的政治危机感，他时刻在为身后之事做准备。
诸子皆幼，刘邦必须借吕后的威望扎稳他死后的皇权，哪怕吕后给他戴了绿帽子；吕后势大，他必须借功臣的力量钳制吕后，哪怕功臣们只是墙头草；同样，为了应付功臣和吕后，他唯有依靠关东刘姓子侄诸王的力量做长安皇权的基本盘，哪怕这会引发内战的后患。
为此，他在关东地区建立强大宗室诸侯集团的同时，再广迁功勋士众于关中，赐予这些人丰富的财富和特权（前刘邦军队士兵皆赐大夫之爵位，广授田粮，《高帝五年诏》），从而确立深入人心的刘姓皇权之政治根基。
并在临死前，杀白马而盟，与功臣、宗室、吕氏共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政治誓言，以最高的法理来强化刘姓皇权的道义基础。从而由此奠定广布上下人心的不坠之400年基业。
与刘邦相比，曹操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上缺乏考量，而这样也是曹魏政权被轻易篡夺的原因，毕竟，这个政权从未确立自己的政治根基。
当初英布造反时，刘邦病重，身体虚弱，厌烦见人，乃诏令守宫侍卫，不准大臣入见，群臣中不敢入内。十几天后，樊哙终于忍不住，带领群臣推门径直闯进宫中。高祖这时正枕着一个宦官睡卧。樊哙见到高帝痛哭道：“陛下何惫也！今大臣震恐，陛下不与臣等计事，却独与一宦者绝乎？难道陛下忘记秦始皇死前被赵高蒙骗的往事了？”刘邦听完大笑，立刻起来与群臣议事。不久，刘邦听说樊哙与吕后勾连，就命陈平诛杀樊哙。
平定英布之后，刘邦对受封吴王的侄儿刘濞说，“汉建国后数十年后，东南或有叛乱，难道是你？天下同姓都是一家人，希望你千万不要造反。”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的大风歌，悲凉豪迈的词句背后，是一个已经平定天下的帝王发自内心的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