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文化讲堂第8期 李修文：我和我的“江东父老”

主讲人：李修文（作家、编剧、鲁迅文学奖得主）

12月26日，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年十大好书奖在北京揭晓，“年度散文集”由作家李修文的《致江东父老》获得。在本书中，李修文有力地拓展了散文写作的边界，将传奇、戏曲、戏剧、电影、音乐、小说等技法杂糅，写下所见所感，由此，他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创作领域的“新说书人”。李修文认为“散文是今天的一件大事”，它既承担了某种中国文章的遗风，又能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

在《致江东父老》这部散文集中，他从落魄的民间艺人，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从过了气的女演员，写到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面孔，经过李修文的提炼，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这些平凡之人也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真实”，呈现出“荆楚文脉”所锻造的美学。

本期搜狐文化讲堂，带你走近李修文与他的“江东父老”，望见他们背后的每一寸人间、山河、大地。

李修文 《致江东父老》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以下内容为文字摘录：

书写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情感和心意

《致江东父老》这本书写了希望，也写了失望，它写了获救，也写了无救，它写了花团锦簇，也写了兔死狐悲，它写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写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构成了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情感和心意，我一直希望自己行走在这样一条去揭示这种独特的中国性的道路上，大概就是这本书的一种基本的面貌。

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头都有一场暴风，有一座深渊，也有一场暴雨或者暴雪。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说我本人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把这一场人心里的暴雪给它表现出来？某种程度上，一个作家是没有办法——就算他再有志愿——他没有办法去告诉今天这个世界的读者，这就是中国，他需要更多的有志愿的作者来一起，认真地、专心地内观自己，重新感知今天这个时代。

正是基于此，（我）完成了这18篇文章。这18篇文章里头写了算是以我自己的遭遇，为一条最敏感的神经或者为一条主要的道路，写了这些失业的下岗工人，写了我生命当中曾经遭遇到过的一些编剧、演员，也写了我的童年和我的亲人们的遭遇。

但是我想它不是一部人物记，也不是一部仅仅只写人物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头，为了使我描写的人物更加匹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对我来讲，每一次最难的反而是如何去深入地思考，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使我所要描写的材料有尊严地、匹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所以每每思考一个人物、思考一篇文章的时候，对我来讲最困难的反而是描述它的形式感，或者说是揭示它的道理。

比如说当我去写一个童年回忆的时候，我会大量的去通读《聊斋志异》，然后我从《聊斋志异》的语境里找到呼应，找到某种文气的笼罩，然后使自己陷入在一种虚实不分、是非难辨的一种氛围里，再来去写下我想写的那样一篇文章。

我相信这其实也是一本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的作品集，它也是将这种风格匍匐于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人间、山河、大地的作品。它是一个当我们个人和世界遭遇的时候，一个人去十万火急，去粉身碎骨，去泥流入海，去飞蛾扑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讲述了这样的一些遭遇。

“我没有刻意地为小人物树碑立传”

我一直对于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文艺上的，我们自身的民族性去发问，一直对这样一条道路非常执迷。除了文学，我们看看戏剧、戏曲，像梅兰芳这样一批处在和鲁迅先生同时代，或者前后差不多时代的这样一批作家、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社会生活在进行剧烈变化的关口上，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中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把西方所谓现代的一些叙事上的专业精神，引入到我们本土的写作材料里来，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可能的答案呈现给读者。

在全球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中，在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粉碎了的这样一个语境中，在我们的生活不断碎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哪怕流浪在任何一个细屑琐碎之地，我们如何来建造起一个我们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这就又要回到鲁迅和梅兰芳们面临过的那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改造我们身上的什么？我们到底要继承来自于我们源头和出处的什么？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能够提供答案的人，但是我有可能是会行走在一条揭示这些问题的道路上的人。所以，与其说我迷恋小人物，更不如说我是在迷恋，此时此刻的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独特性。只不过因为我的个人遭际，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江湖浪迹、游荡，我也没碰见过什么大人物，我一直都在跟这样一些人物遭逢。

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成为我的写作对象，但是许许多多的遭际，比如说我们出去拍戏，有的时候一场大风，有的时候一条夜路，有的时候一阵风从山林间刮过来，我觉得突有所悟，我是不是行走在一条和韩愈、苏东坡和王安石共同行走过的道路上，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些人所写下的那些诗篇里头，那种复杂、幽微、空茫、哽咽的情绪，是不是化为一种真实的遭际和命运来到了我身上。我突然感觉到了我和古人——和曾经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人——有了真正在心意上的连接。

这大概就是我身为一个作家的命运了，那我可能就应该行走在一条这样的道路上，所以我并没有刻意地去为小人物树碑立传，我是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概莫能外的那种局促、不堪、伤痛、深渊，去叹息，去伤感，去树碑立传，只不过说是因为我的遭际里充满了小人物，所以可能我就总结这本书的基本面貌时，会容易得出一个是为小人物树碑立传的结论。

荆楚文脉：叩问死亡，向死而生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成语，朝秦暮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里头的所谓的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些著名的关于楚国的故事，大概都证明了楚人楚地的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它决绝、向死而生，它不太以实力的权衡来开展自己的这样一场人生。我开过一个玩笑，就是说典型的楚国人就好像终身都在为股无名火而活，所以我们才能发现屈原自沉江底，我们才发现楚国的后人，后面的西楚霸王项羽像孩子气一样，赌气似的不肯过江东。

在楚人的心目当中，美学是极端重要的。当美学一打破，实际上我的故乡、我的血脉就已经全部中断了，所以我们才会看见上至屈原，下至项羽这种典型的楚人的文化特征。楚人最早的文学传统是一个什么传统？楚人最早是一种焚火夜祷的文学传统，就是每到了夜晚，我们所有的人在高台上筑起一座火堆，然后围着火堆环绕在一起，对上天发出需求，对上天发出祷告，就产生了楚人最早的诗歌形式，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诗歌形式上，屈原写出了《楚辞》《天问》《山鬼》，这就是楚文学的源头。

那么我们看见楚文学一直向下发展，从宋玉一直到竟陵派、公安派，除了像孟浩然这样的少数的，以冲淡、淡薄的风格为他主要创作面目的一批楚人的后裔之外，剩下的大部分作家或者大部分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头无不充满了直接对于死亡的亲近，或者说是叩问。

我家乡是湖北的荆门，下面有一个县叫钟祥县，钟祥县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进京之前的藩王府所在地。所以在我们小县城里头居然还拥有一座正经的明朝帝王陵，叫做明显陵，埋葬着嘉靖皇帝的父母。中国有句老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我的老家一度成为了明朝的直辖市，和安徽的凤阳、江苏的南京一样。小时候，我行走在一一座高坟大冢之间，走在去上学、去看电影、去看戏的路上，鬼火就在坟间穿行，我们也觉得习以为常，后来才知道这些科学现象都可以解释。当我和弟弟、母亲我们三个人一块去走亲戚的路上，那个时候草尖上已经开始有了露水，夜幕还没有完全的消失，鬼火还在我们的身边穿行，而我们又走在一条去履行人间职责的这样一条道路上，这个其实就是构成了我的写作的疆域——就是生与死。

村上春树讲过一句话，反而我觉得在我的老家得到了最多、最强烈的印证：“死并非在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于生之中。”

（编 / 俎燚楠，审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