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开始，到1644年崇祯帝于煤山自缢身亡，前后277年，之后又有南明朝廷延续至1662年。大明王朝是是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留下了许多津津乐道的故事。

在万历时期张居正改革，让明王朝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取得了许多成绩，中国的茶叶、丝绸及瓷器等商品进入了世界，经济体量占世界三成，引领着时代潮流；明朝文化并没有闭门造成，“西学东渐”让明朝的思想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戛然而止。没有压制的朝廷大员陷入了党争之中，使明朝陷入内耗。外有女真，内有农民起义，明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平心而论，崇祯是个很勤勉的皇帝，并非是昏君，但却上演了亡国的悲剧，明朝从繁华到覆亡前后不过数十年时间。

一、万历新政，人亡政息

年幼的万历登基的时候，就此拉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张居正经历了嘉靖、隆庆时期的官场混乱，对此有切心之痛。在改革中首先从官场改革，使官场风气大为改变；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简化征税手续，增加国库收入。经过十年的改革，成果卓越，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吏治腐败得到了遏制，边疆防御也得到增强，万历时期是大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

但是，万历改革触犯了大多数官僚、皇室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改革尚能推行。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没有强有力支持的新政，遭到了反对者的攻击，十年新政付诸东流，张居正也遭到了万历的清算。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张居正的改革是有极大的限制的，改革只是明朝体制内的调整，首先要保证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能受损，这也是张居正改革最大的缺陷。在古代特别强调以德治国，把整个国家寄托于圣人教化、明君自觉、清官表率和能吏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历史证明，仅靠官员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人的本性的是逐利的，那些官员十年苦读进入政坛后，往往经不住诱惑而贪污腐败，危害朝纲。

张居正的改革恰恰缺少对制度的重新设计，仅仅凭借个人的良知和权威进行改革，最终不可避免的人亡政息。更可悲的是张居正的死后清算，进一步恶化了明朝官场。张居正生前荣获隆恩，死后帝王清算时的无情，让继任者深以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朝官员揣摩圣意，对死去的张居正落井下石，发起了“倒张运动”。同时，张居正的离去，使朝堂上缺少了以为强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明朝政坛开启了派系之争。

随着天启皇帝朱由校为张局长平反，那些落井下石的官员又开始洗白保身，“党同伐异”之分愈演愈烈，明朝官员陷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泥潭之中。天启后期，又有魏忠贤乱政，残害忠良，“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又加上“万历三大征”，不仅把张居正改革的经济红利消耗殆尽，更严重的是把改革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的荡然无存。

新政失败、党争兴起、辽东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兴机会，从此之后明朝极速衰亡，故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叹。

二、内外交困，党政不断

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时，明朝已经是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内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外有女真崛起的边患。崇祯意图重新振兴大明王朝，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举措。

但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也不是明察苛求所能纠正。朝堂之上，政策的正确性已经不重要，朝廷官员“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党争陷入了白热化，以至于崇祯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年仅17岁的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却又自视甚高，猜疑多心。崇祯一朝17年，兵部尚书换了14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内阁大学士前后任用50人，还有7名总督被杀。造成了君臣离心离德，使属下畏首畏尾，不敢上言，使党争愈演愈烈，大明王朝的统治力下降，加剧边防与内政危机。

以边防为例，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都是党争的牺牲品，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也是党争的直接恶果。崇祯下令逮捕袁崇焕的时候，并没有处死袁崇焕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但朝堂之上却有人把袁崇焕和党争纠缠在一起，终于成为了压死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袁崇焕之死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此之后边境再无克敌制胜的帅才。

内政方面，朝臣们为了达到个人或者小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于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醉心于党争，即使到了李自成火烧凤阳明祖陵的时候，也要借助此事打击对手，把国家的利益抛之脑后。党争的直接后果，使明朝朝堂丧失了掌控内外超局的能力。面对农民起义大军，在抚剿之间举起不定，坐使农民军不断死灰复燃；面对后金，优柔寡断，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后金日益强大。明朝灭亡在于党争，毫不为过。

三、蝗灾瘟疫，压垮明朝

崇祯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时期，在这一时期，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阶段。灾变的前兆在嘉靖前期就已显现，万历十三年开始变得明显，崇祯达到了高峰。崇祯九年开始，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逐渐向东西方向扩展。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六年山西又爆发瘟疫，至崇祯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一个运转正常、理政能力抢的政府，面对如此灾难，尚需全力以赴。但崇祯时期的明政府已经腐败不堪、沉珂满身，纵观中国古代，有持续灾荒、饥民遍野的时候，往往都伴随着农民揭竿而起的起义。自然灾害成为了压垮各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

结语：

明朝的覆灭不能都让崇祯背锅，从“吏治、民生、边备、夷情”来看，明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的覆灭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同样在我们做人上，不能“以恶小而为之”，最终从一个好人变为一个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