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泰戈尔同为文豪，但鲁迅毕生不待见泰戈尔，且不说一直对泰的来访冷嘲热讽，而且也对一些崇拜泰戈尔的作家、学者群体连带讽刺一番。
在1924年11月鲁迅发表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指名道姓地diss了泰戈尔一番，“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1926年，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
1934年，记忆力很好的鲁迅又不无幽默地说：“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这次不仅是针对泰戈尔了，连带林长民、徐志摩一起"嘲”了一番。徐志摩以及他周围的一批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作家对泰戈尔推崇备至，甚至有些肉麻。"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期间，曾亲自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叫索思玛，自此后，徐志摩在与泰戈尔通信中，常以索思玛”自称，同时又称泰戈尔为“罗宾爹爹”。（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泰戈尔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1924年泰戈尔访中国48天，那年5月8日正是他的64岁生日。北京“讲学社”就为他搞了一次祝寿活动。
祝寿活动在天坛草坪召开，胡适主持，其中一个特别的节目，是梁启超主持献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梁启超是一代学术大家，也是徐志摩的老师，他说，“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的含义，可引申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时意译为“震旦”。梁氏又称，古印度曾称中华为“震旦”，而中国人也称印度为“天竺”。
最后梁氏归结道：“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就是“竺震旦”。泰戈尔本人也欣然接受祝寿会赠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
其实，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起中国文化界截然相反的看法背后是有深刻的文化动因的。作为东方被压迫民族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他的到访当然被中国文化界引为同道，但这时正逢中国文化界科玄之战和东西文明优劣之争的时刻，泰戈尔的来访和被无限拔高自然会引起一直有傲骨的鲁迅的不平。说白了，鲁迅反感的是这种对泰戈尔的吹捧和谄媚。
无独有偶，早年最先翻译泰戈尔作品的陈独秀这次也看不惯泰戈尔了 。陈独秀甚至谩骂“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还先后用本名和笔名撰文20多篇，其中一篇甚至题为《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1923年时，陈独秀还专门搞了一期杂志骂泰，说泰是太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