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家公，恕我冒昧，有句话我还是不吐不快：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我们也是除了过节以外，没有别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好好看看三个孩子……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节选自《82年生的金智英》
农历新年是家家户户的团圆时刻，相信去年底曾观赏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朋友们在面对这次过年时，或许也会因为对电影情节的记忆犹新而有所感触。女主角金智英在新年假期的婆家里，终于不堪劳碌而下意识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向婆婆说出怨言，丈夫郑大贤见状则急忙带着妻子、女儿离开老家。生活中总是尽可能处处体贴妻子的大贤一头靠着方向盘苦恼不已，他怎么也想不透太太竟越来越常发生如此诡异的举动……
事实上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电影版剧情中，除了细致演绎女主角于日常生活中饱受的各种性别压迫外，也更强化其身边男性角色的故事。原著小说中，身为丈夫的郑大贤并未有如此吃重戏份，反而藉由影像才使得其形象鲜明、立体起来，成为串联起核心剧情线索的关键角色。观众们随着自新年假期冲击后的郑大贤一步步追寻，逐渐理解金智英所面对的压力根源，同时省思在东亚父权社会底下，已婚男性其实也深陷社会结构困境，难以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框架。
一、传统性别角色框架导致的“母职惩罚”和“父职奖励”
电影核心剧情围绕在金智英婚后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后，失去原本热爱的职场生活、朋友圈、经济自主等等，开始陷入育儿忧郁症的心路历程。在当代社会中，投入工作不仅是经济需求，往往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分存在。然而女性在开始育儿后，立即面临对产后妇女极度不友善的主流职场挑战。
此一现象在社会学专有名词称之为“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现代社会要求母亲必须将抚养子女放在首位，却又期待“好员工”要为工作牺牲一切。因此“好母亲”和“好员工”的角色期待冲突，导致雇主对有小孩的女员工求职者充满偏见，认为其无法全心投入工作，不但缺乏意愿录取她们，就算可以工作，薪水及升迁机会仍少了其他人一大截。
相对的，已婚男性则拥有“父职奖励”（Fatherhood Bonus），雇主预设身为父亲的男人系家庭经济支柱，将全心肩负工作责任，且必定会对公司更加忠诚，所以不仅其工作机会不会减少，还拥有更多加薪或升迁的可能性。
二、为何大贤放弃了育婴假？
但正是如此亲职角色刻板形象所造就的外在环境压力，使得鼓励妻子把握工作机会，并希望分担更多子女照顾责任的郑大贤，即便与太太商量后决定向公司申请“育婴假”，仍因缺乏周遭他人的理解、支持而在最后关头被迫打消念头──无论是同事们议论着前一位申请育婴假的男性员工如何因为离开岗位、“不够投入工作”而被迫离职的流言，或者大贤母亲痛斥金智英将会害她儿子失去职场的光明前途，所有人从来都不认为“父亲”是需要一同负担家务、陪伴孩子的（不管他是否有意愿投入育儿）。
苦无对策的郑大贤，再也承受不住心理压力，泪眼婆娑的对着金智英说：“我总觉得妳是因为跟我结婚才生病的。”沉痛的告白，象徵着丈夫终于拥有对妻子的同理及自我省思。然而，当下的大贤也许尚未意识到，真正的问题跟起源并非来自单一个人。从电影中男主角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公司有立意良善的制度设计，若遇到缺乏支持系统与充斥性别刻板印象、歧视待遇的传统社会，也仅有少数员工愿意鼓起勇气申请。
在韩国雇佣劳动部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申请育婴假的男性职工共有7616人，相较前一年（2015年）总计4872人，已有将近翻倍的成长。但在所有申请育婴假者中比例仍仅占8.5%，在整体申请者中所占的比率也与欧美地区国家有一段距离。
三、跨出框架非易事 请尊重爸爸们的自由选择
经过电影剧本的改编后，《82年生的金智英》不再只是金智英的故事，也成为了郑大贤的故事──当丈夫关照到不同性别角色处境后，渐渐的理解到必须尊重妻子志趣，进而有意识的想申请育婴假，也在遭遇难关后，才切身体会社会文化中的传统性别角色框架，其实已内化到公、私领域各项层面，并束缚着所有已婚男性。
大贤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明白，要跳脱既有传统的父职框架绝非易事。而决定勇敢跨出这一步的父亲们，的确需要大家的同理及支持。尤其职场环境能否确实让家长放心申请育婴假，不再担心别人的闲言闲语，更不用惧怕回来后失去位置或是从此不被重用，对于每一位父母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倘若职场文化与整体社会氛围无法翻转，那些看似友好的性别福利与措施势必将毫无用武之地。由此可见，政府在制度面向上仍有许多未竟之处，无论是强化申请育婴假者的工作权保障条款、放宽父母共享育婴假条件，调高留职育婴津贴及拟定可弹性使用的亲职假，甚至在原有制度基础下另外订定父亲专属育婴假等等，皆可达到积极鼓励效果，增强育婴育幼政策的近用性。
更重要的是：当社会制度的结构开始松动以后，人们也必须放下异样眼光，尊重他人的自由，别再企图惩罚任何愿意改变的爸爸。更何况如此的选择，都只系在承担一名家长再平常不过的照顾子女责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