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兵力规模、武器装备、训练管理、后勤补给、官兵士气以及指挥官的谋略和勇气等等。不过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社会运动也是存在一定偶然性，有时尽管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技术分析、制定了周密的战略战术、准备了充足的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物资，然而突发的意外情况仍可能在瞬间改变战局。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华元率军攻打郑国，华元为鼓舞士气就吩咐炊事员给大伙加餐，大锅炖羊肉，犒劳士兵。一人一块，士兵们兴高采烈地捧着羊肉骨头大啃特啃。偏偏到了华元的马车夫羊斟这里没了。羊斟没吃上羊肉，心中闷闷不乐，在一旁喝凉水。原来华元军务繁忙，忘了交代分给羊斟一份。羊斟见其他人吃得满面红光，不禁气不打一处来：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领导好处多，怎么我就那么背时呢！这不是诚心作践我吗？有仇不报非君子，羊斟暗暗打定了主意，决定以牙还牙。第二天华元乘着羊斟驾的战车出征。宋郑两军相遇，双方摆开阵势，互相厮杀起来。就在两军激战正酣之时羊斟忽然一甩鞭子驾着马车风驰电掣般向郑军的营地驶去。车上的华元大惊，对羊斟喊道：“你晕头了吗？这是去哪儿啊？那边是敌营啊！”羊斟回过脸答道：“昔之羊羹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分羊肉你说了算，去哪儿我说了算。就这样羊斟驾着战车径直到了郑军大本营。结果宋军大败，可怜的华元研究了一晚上的兵法计谋还未施展，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俘虏。这都没地儿说理去啊。
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城邦分为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两大阵营交战。双方各有优势：雅典在经济实力和海军实力上优势明显，而斯巴达方面则在陆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斯巴达军队凭借自己在陆战中的优势推进到阿提卡半岛，这里距离雅典只有不到6英里。斯巴达人不断破坏雅典人在城外的农业区，试图通过这种破坏行为诱使雅典人出城决战，从而利于自己在陆战方面的优势打败雅典人。然而雅典拥有可以连接比雷埃夫斯港和雅典城的长城以及纵横海洋的海军。雅典方面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将城外居民全部迁入城内凭借城墙固守，无论斯巴达人如何挑衅就是不与斯巴达人正面冲突。斯巴达人在雅典的城墙下遭遇了挫折：当时的士兵都是动员的民兵，所以一到农忙时节就必须回去参与农业生产。斯巴达人在围城40天后感觉到了粮草补给的压力，雅典则利用自己的海军优势劫掠伯罗奔尼撒同盟。然而战前从城外大量迁入的人口使雅典城出现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终于一场大瘟疫席卷了雅典城。这次瘟疫导致雅典损失了25%的人口，同时也使雅典的经济和民心士气全面崩溃：执政官伯利克里和雅典陆海军的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染病身亡。可以说这场瘟疫导致了战局的瞬间逆转。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二十余万大军（对外号称八十万）南下，与由孙权、刘备组成的5万联军对峙于赤壁。曹操的士兵由于水土不服而大量染病，同时主要由北方人组成的曹军不适应水战，于是曹操就把战船首尾相连。这样做的效果是使曹军士兵在船上可以如履平地，然而这也为对手提供了火攻的机会。曹操想的是：如果对手使用火攻之策就势必借助风势，隆冬时节何来东南风啊？曹操就是太自信，然而他以为不可能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东吴将领周瑜的部将黄盖假装向曹操投降，因此得以名正言顺带着自己的部队靠近曹军。事实上黄盖早就选取蒙冲战船十艘装上干荻和枯柴，在里边浇上油，外面裹上帷幕，上边插上旌旗，预先备好快艇系在船尾。当黄盖的部队向曹军靠近时曹操军中的官兵都走出营来站着观看，他们都以为黄盖是来投降的。当黄盖的部队离曹军还有二里多远时那十艘船同时点火后像箭一样冲入曹军的阵营中。曹操赶紧命人砍断连接战船的铁索，然而为时已晚：顷刻间曹军战船全部被点燃，火势还蔓延到曹军设在陆地上的营寨，一时间曹军人马烧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曹操只得领军从华容道步行逃走，此时天降暴雨、狂风大作，曹操的军队行进在泥泞的道路上，最终狼狈不堪地撤回北方。曹操一统天下的夙愿就此灰飞烟灭，三足鼎立的格局由此形成。
公元580年北周宣帝宇文赟死于疾病，只有六岁的太子继承了皇位，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这年六月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甥尉迟迥起兵反对杨坚，杨坚则派名将韦孝宽率领朝廷大军前往讨伐尉迟炯。就在战局呈现胶着状态时战场周围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他们互相交头接耳，有说有笑，与战争中严肃的氛围显得是格格不入。双方都纳闷：这些人到底支持哪边呢？其实他们哪边都不支持。原来这些百姓只不过是听说城外在打仗，于是就专门跑出来看热闹罢了。对他们而言：数十万人打仗的场面实在是百年难遇，以助于竟不顾自己和他人的身家性命拖家带口赶来看热闹。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这种说法不可信，然而正史就是这么明明白白记载的，所以大家姑且听之吧。这些人一边看热闹，一边还煞有介事地点评一番，然而就在他们指指点点的时候天上却突然下起了箭雨，管你是来打仗的还是看热闹的都纷纷被射中。这下可把这些围观百姓吓坏了，于是他们一窝蜂地乱窜，这就不可避免会对两军的阵型造成一定冲击。要说这时韦孝宽和尉迟迥的指挥水平就表现出来了：尽管双方都不同程度受到围观百姓的冲击，然而韦孝宽成功控制了局面，相比之下尉迟迥这边的阵型就完全被冲散了。这样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战争就这样被一群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打乱了。
公元989年契丹名将耶律休哥率兵南下。得到消息的宋真宗大为震惊，因为这个耶律休哥可不是一般人啊。当初宋太宗赵光义北伐遭遇的高粱河之败就是败于耶律休哥之手，导致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杨业被俘的战役也是由耶律休哥指挥的。宋真宗紧急起用大将李继隆领兵万余前去增援，得到消息的耶律休哥则率几万精骑前来拦截。耶律休哥一心一意准备与李继隆率领的宋军主力交战，因此一路上碰到宋军的小股部队都根本不搭理人家以免消耗兵力。当时宋军中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尹继伦正好带着一千多人的小股部队在宋辽边境巡逻。耶律休哥碰到尹继伦的部队后仍是习惯性地选择无视，说白了就是压根没把尹继伦这支部队当回事。耶律休哥想的是：你一个无名小将还不值得我动手。尹继伦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就鼓动自己手下这一千多人的士兵：“这帮契丹贼寇回头要是打了胜仗，那么他们回师的路上消灭我们这种千把人的部队很容易的事。不如我们现在跟在他后面，然后趁他不备袭击一下子，就是战死了也算立了功。哪儿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当炮灰呢？”士兵们觉得尹继伦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按他说道悄悄跟在辽军后面。到了第二天早晨辽军士兵吃饭的时候尹继伦突然从后面发起进攻，这时辽军的防守正处于松懈状态，一下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混乱中辽军主将耶律休哥也被宋军士兵砍伤，恰巧这时李继隆率领的宋军主力也来到了这附近，李继隆一看辽军营中大乱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于是辽军这次南侵就这么因为尹继伦这么一个小人物莫名其妙失败了。
公元1560年影响日本未来历史走向的桶狭间之战爆发，对阵双方分别是织田信长和今川义元。双方的实力是极其不匹配的：织田家领地的年贡在十四五万石左右。一万石粮食大约足以供养300人，所以织田家能供养的常规兵力大约为四千到五千人。相比之下今川家的年贡达到了六十七万石，足以供养军队两三万。这个数字在我们看来依然不算大，但在日本战国时代所有割据一方的诸侯大名中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桶狭间之战中今川义元实际动员的部队大约为二万五千人，这比织田信长所能动员的总兵力还多。双方的兵力物资不对等，而双方的统帅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判若云泥：今川义元当时号称“东海道第一弓”，而织田信长的外号则是“尾张大傻瓜”。更严峻的是：这场战争中今川义元处于攻势，所以他的部队可以尽可能集中；然而作为防守方的织田信长却要防守多处要砦，所以他的兵力是处于分散状态的，这就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作为织田家领地的尾张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足，一旦失利就有覆灭的危险。当年5月12日今川义元誓师进攻，5月19日今川义元已攻破丸根、鹫津砦。此时今川义元的主力已到达桶狭间，准备进攻织田家大本营清洲城，织田家有被合围的危险，而此时的信长兵力仅1000余人。信长决定集结全部剩余兵力突袭今川义元的本队做最后的一搏。恰在此时天降暴雨，已进军多日的今川军纷纷避雨，未料到敌军的突袭，织田信长趁机发动突袭。织田信长的目标很明确： 他命令手下不要恋战，不要首级，瞄准今川义元的大旗杀去。地域狭小的桶狭间本就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况且大雨导致道路泥泞使今川军无法相互支援。这样今川义元在兵力上的优势就因为地形和天气的原因被削弱了，很快今川义元就被织田信长的亲信斩首。
1930年4月阎锡山与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为了集中精锐兵力消灭蒋介石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阎锡山和冯玉祥召开了联席军事作战会议，分别制订了精密的作战计划。会上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各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省的沁阳县会师，集中兵力，优势合同，一举聚歼驻在河南省的蒋介石军队。沁阳在河南省的北部，离黄河北岸70公里。这个地方北靠山西，而阎锡山的军队绝大部分驻扎在山西。之所以选择沁阳为两军的集结地，当然是信赖阎锡山部队的地缘优势。对阎锡山而言：沁阳离山西较近，进可攻、退可守，非常有利。会后冯玉祥的作战参谋拟定了一份调动部队的紧急命令：“命令某某部，昼夜兼程，直插沁阳，与阎锡山部会师……”谁知在起草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了泌阳，偏偏河南还就有个地方叫泌阳。泌阳位于河南省南部，离湖北省只有几十公里路程。当时湖北是蒋介石重兵驻防之地，在那里集结当然对冯阎联军不利。阎锡山部队按预定时间赶到沁阳左等右等，眼看会师时间已过还是看不到冯玉祥部队的影子。阎锡山的部队因为人数少，不敢单独作战，于是就发电报询问冯玉祥。冯玉祥一查才知道奉调的部队已经奉命挥师南下赶去泌阳了。这时蒋介石的部队已在湖北集结，这里离泌阳很近，眼看部队就要被蒋介石重兵包围。大惊之下的冯玉祥急令撤退，但想完成原定的作战计划已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