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则热搜让talk君极其揪心，一位武汉的医生和护士长，在抗疫一线被患者家属殴打，防护服被撕烂，身体暴露在高危易感染环境下。
我们愤怒！
是因为我们知道：
少一个医生就是少一份希望
医护人员之所以被称为“白衣天使”，
是因为他们救死扶伤，
在疫情爆发时，他们选择逆行向前！
摘下口罩，
他们也是某个人的儿子/女儿，
某个人的丈夫/妻子，
某个人的爸爸/妈妈。
而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
他们就是救死扶伤的天使，
所有的遗憾、不安、恐惧，
都被放在了生命之后。
对于生命而言，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也绝不能轻言放弃。
别人帮助过我们，
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
今天talk君为大家带来一位无国界医生的分享▽
他从一个公立医院的名医跨越成为无国界医生，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独立呆了66天，救助了许多异乡的患者，只是秉承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理想主义。
他在演讲中重申，作为医生的中立是仅仅是基于医疗的需要，来为病人施行救治。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我们就应该救他。他对自己无国界医生的生涯又满足又期待。
这是知名无国界医生赵一凡@一刻talks的演讲。
赵一凡 知名无国界医生
我叫赵一凡，我是无国界医生的前线救援人员，曾经参加在阿富汗的前线救援项目。
因为我希望大家会感觉到，到底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作为一个麻醉科医生，我已经工作了10多年，而且，我已经是一个副主任医师。随着工作的经验跟技术的提升，我也更自信地去应付我的工作。
但是，随着这个医疗大环境的变化，我的心却在这个环境的变化当中，感觉到越来越疲惫，我觉得我需要一种改变。
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了无国界医生的网站，我很快就被这种动机很纯粹，而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吸引住了。
我的太太也是一个医生，她很支持我的工作。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看纪录片的时候，被感动得眼泪汪汪。在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说，你如果想去的话，你就去吧。然后，她还陪着我到香港去面试。
无国界医生的招募是需要大量的准备，而且这个申请的过程是比较长的，我的太太就一直陪着我走了这一段。
后来我赢得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参加无国界医生的为期两个多月的救援行动，我的太太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我想我能够做成无国界医生这样一件事，我的太太是最关键的原因。
无国界医生是建立于1971年的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这个组织致力于给一些受武装冲突，疫病、灾害所影响的人们，以及一些被排拒在医疗体制之外的人们，提供一些紧急的医疗救援服务。
在无国界医生的医疗行动中，主要是秉承医疗道德、中立、独立，以及不偏不倚的原则。简单地理解，就是医疗道德跟一般的医疗行为是一样的。
首先，要避免我们的医疗行为对病人造成任何伤害。
中立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偏向任何的一方，谁都不帮，我们只是一个中立的组织。
独立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经费，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募捐，这些募捐不是来自于任何政府的。
不偏不倚主要指的是我们不分病人的种族还有宗教，以及政治立场，我们为对方提供相同的医疗援助。
我记得刚到阿富汗的时候是2013年，经过喀布尔进入到我的目标所在地——昆都士。在这个旅途当中，我见到那里的机场、马路、建筑......这一切的一切，就好像回到了我小时候农村的那个状态。 可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是一个充满了武装冲突的伊斯兰国家。
昆都士医院是阿富汗北部的唯一的一个创伤医院，这个创伤医院开有60多个床位。刚进去医院的时候也没有喝水，也没有吃饭。
一位本地的ICU医生，他叫做艾斯曼妮，给我买了一罐可乐还有一个馕。我觉得挺感动的，我就要还他钱，就在还他钱的时候，这位艾斯曼妮医生却很自豪地摆了摆手，拒绝了我。
他就说，这是阿富汗，你别担心。就好比大家来到北京这个地方，有一个朋友他会告诉我，你来了大北京，你就不用担心吃饭了，我给你管饭。
这个医院有国际救援人员20多位，分别来自10多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们那里就像一个联合国一样，大家坐在同一辆车上一起去上班的时候，一个车上大概有七八个人，起码是来自五六个国家的。
刚到阿富汗的那个晚上，就是吃完了馕跟可乐之后，在我洗澡的时候，值班手机响了，我马上要接触到我的第一个急诊手术。这是腹部枪伤的一个女性患者，这位女性患者的肾都打烂了。我就要接受一个非常复杂的外科手术，这个时候，病人已经是失血性休克的状态。
我一进入那个手术室，这里用的麻醉机设备，是我以前在国内从来没见过的，是一个很老式的机器。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还要跟这些异国的同事们用应用来交流、合作。
那个手术结束以后，我的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手术做了吗？”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开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病人觉得很舒服，她好像没有做过手术一样，才会问这么一句话。
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虽然它条件很简陋，可是，我感觉到，在这里成功地做成一点事情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
在正式地进入到工作状态之后，我就越来越忙。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急诊，天天都在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量比我以前在国内做住院总医生的时候还要忙。有创伤的、有车祸伤的、甚至有枪伤的，还有一些老人，以前还有被动物咬伤的，什么样的病人都有。
有一次我们收治了一个警察，这位警察被当地的反对派的武装力量的炸弹袭击了，他失去了他的双腿。我们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失血性休克当中挽救过来。
但是，没过两天，我们又收治了另外一位病人，这位病人是反对派武装力量的一位士兵，他中了枪，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腹部的清创手术。就这样，两派敌对势力的两个病人，相安无事地住在我们的病房中接受治疗。
无国界医生就是这样，就是不分病人的宗教、政治立场以及种族、国籍，为病人提供相等的医疗服务，谁有需要我们就救谁。
我记得在我任务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收治了这么一个病人，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叫做巴斯敏娜，是家里的小女儿，她长得瘦瘦小小的。
有一天她跟着爸爸妈妈去参加一个婚宴，在这个婚宴上，突然间有两帮人打了起来，他们都有枪，他们就开始互相对打，巴斯敏娜正好在中间，结果一颗流弹击中了她的腹部。
她被送来医院的时候，巴斯敏娜的肚皮被子弹像刀一样割开了，她的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的爸爸妈妈只能拿一张红色的毛毯把她包住。
也许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创伤医院到底在哪里，辗转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送到医院来。这个时候，她的情况非常危急，我们也是很努力，花了很多时间，给她大量地输液，甚至，还把我们库存的最后一条中心静脉导管给她放进去了，把我们很重要的这些设备都用在她身上了。
可是，后来小女孩在我们这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8天，在这8天当中，她接受了4次手术，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在她第一次接受完手术的时候，第二天她还可以高高兴兴地在ICU跟我们聊天，她可以吃香蕉、吃苹果。
可是，到了第二、第三天她的肚子越来越胀，后来巴斯敏娜发生了肠瘘。而且在阿富汗的昆都士，我们没有氨基酸，没有白蛋白，没有脂肪乳，这些在国内最基本的一些静脉营养的东西我们都没有。
她反复地发生肠瘘，肠道没有办法吸收的时候，她伤口又不长，这个肠瘘又反复地发作，最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离开昆都士的第二天，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还记得当时她爸爸曾经对着我哭，我当时用他听不懂的英语来跟他承诺：whatever we can do for her，we do（不管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我都做）。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我们知道巴斯敏娜离开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少，可是，在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任务当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可以跟病人的家属站在一条线上，一起来毫无保留地对抗疾病的。
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完成了500多台的外科手术。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很有意思，有本地的医生，也有来自丹麦、瑞典还有法国、比利时、希腊还有南非、南美洲各个地方都有。我非常地喜欢这个团队，在当中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两位同事，他们是两位骨科医生，走到昆都士的市集上，去看一看那里的市面的情况。我们身上都穿了无国界医生的制服，大家一见到无国界医生的logo，就对我们夹道欢迎。
他们说：“doctor，doctor！”他们其实都不太懂英语。但是，见到我们他们就会很开心地在这里叫我们，欢迎我们。
还有一位服装店的老板，他居然朝着我们哭起来了，说他的家里人谁谁谁，是在我们的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救助才活下来的。
这就是无国界医生在这个世界中给我带来的满足感。
我现在回来已经有三四年了，可是，我现在依然非常想回去。我还在想念着我们的那群同事，尤其那个给我买馕跟可乐的那位同事，他在2015年10月份美军的一次袭击中去世了。因为那次袭击，昆都士医院也关闭了。
无国界医生在这种前线救援的体验，就好像跑一场长跑，跑之前你很期待，可是，在跑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累，你随时想停下脚步。可是，你跑完了之后，会有一种疲惫的释放感，虽然很累，但是，你会觉得非常满足。
这就是无国界医生的体验，我一定会再回去！
在国内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救援人员，能够参加到我们的前线救援当中，有安娜医生，有柴西，还有蒋丽医生，还有其他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都凭自己的努力，在我们的救援前线中，发挥着他们的力量。
我们的中立是，仅仅基于医疗的需要来为病人施行救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我们就应该救他。如果那是一个犯罪分子的话，他该受到惩罚的时候，他会受到他的惩罚，可是，这不影响我们的医疗救援。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天使，
那一定就是他们的模样！
最后
向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所有医护工作者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