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山西大学国际政治2017级的本科生
关键词：《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美俄关系、战略竞争对手
内容提要
二战中的日本罪行累累,战后有很多军官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据史料显示日本天皇在日本对外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却没有给天皇判定罪责，而是把天皇以及天皇制度保留了下来。这其中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本文将以建构主义为分析工具,从社会结构和行为体互动两个视角，结合具体的事例，分析战后保留日本天皇制的理由。
1《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续签受阻
进入2019年，美俄间的《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面临着即将到期后是否以及怎样续约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先是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而后又提出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也要让中国加入其中，构建中美俄三方的核军控体系。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官方渠道表示中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与美俄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防御性的核战略，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参与到美俄间的核军控谈判中。而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公开表态称，虽然美国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纳入原本仅在美俄间展开的军控对话，但俄罗斯将尊重中国的意愿，不会强迫中国参与此类磋商。除此之外，美俄对于续签条约内容的分歧也很大，其中非核因素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美国希望更新后的条约可以扩大到所有新式武器，而俄罗斯则反要求把削减核武器和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精确制导常规武器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是美俄间仅存的对双方核武器规模进行限制的条约。在此之前，美国先后退出了《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现存的《欧洲常规武器条约》也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条约[2]，无法起到实质性的约束作用。条约把美俄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削减到了半个多世纪的最低点，重建了有效的双边视察和监督制度，增强了双方军控的透明性和相互信任。根据2013年10月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俄半年交换数据，美俄现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分别为1688枚和1400枚，部署的战略运载工具分别为809件和473件[3]，比之条约签署前双方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削减。
2历史回顾
2.1核军控谈判起步
《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是美俄在核军控领域的最新产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核武器，在核武领域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在经过高速扩充之后，美苏两国拥有的核武器已经达到饱和，相互之间都可以摧毁对方数次，再继续扩充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加重双方的负担。在这种背景下，美苏开始尝试进行核军控领域的谈判。
美国和苏联从1969年11月17日起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于1972年5月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议》,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确定双方拥有核武器的最高限额，同期签署的还有《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然而由于美苏关系的恶化，这些条约后续未获美国国会的批准。1979年6月18日，美苏达成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规定至1981年底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限额各为2250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各1320件，从而在限制美苏可以拥有的核武器数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2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俄间的核军控谈判开始取得实质性成果，从谈判“限制”阶段，迈入实质性“削减”阶段。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背景下，美苏于1987年12月8日达成了《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后3年内双方销毁全部射程500～5500公里的中短程和中程导弹,包括核弹头、发射装置及基地设施。[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形势开始走向缓和。美俄间的战略利益冲突缩小，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符合双方的利益，开始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和俄罗斯先后签署了双边《中导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世界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这一阶段，中国于1992年正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庄严承诺核不扩散义务。随后，中方又于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标志着中国全面参与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核军控体系当中。
2.3迈上新的台阶
进入新世纪，美俄于2002年签署了《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ORT，也称作《莫斯科条约》）削减双方的核弹头数量，但条约允许削减的核弹头可以存储起来而不必销毁。该条约对运载工具没有做出限制，也没有建立新的核查机制。在此背景下，美俄两国为了达成一项更有效的核军控条约，经过长期磋商又于2010年4月在布拉格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1年2月5日，该条约正式生效。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7年内，即到2018年2月5日，美俄双方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力量不超过1550枚已部署的核弹头、700件已部署的运载系统、800件已部署的和没有部署的运载系统，各方拥有在条约规定的总限额内决定自己战略核力量结构的灵活性。该条约的达成，经过了多轮的艰难谈判，在签署生效之后成为美俄核军控结构的关键支柱。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融入到全球核军控领域的合作当中，于2004年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进一步规范核原料出口。[5]
3当前问题的症结：深层次的矛盾与合作
在《新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即将到期之际，俄国表达了就延长该协定开展谈判的兴趣，而美方却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回应，而是要求中国也加入到美俄间的核军控对话当中，并对新续签的条约提出种种要求。其中不仅存在着大国的博弈,而且体现着深层次的矛盾与合作空间。
3.1 美国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着超强的核武器实力。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着包括远程精确制导常规武器、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外太空武器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这些军备发展都远远领先于中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快速精准打击。由此可见，在核武器以及其他常规武器领域，中国并不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将中国拉入核军控对话的真实目的也并非如其表面宣称的那样，是基于构建核安全体系的考虑。
事实上，美国将中国拉入到原本只在美俄间进行的核军控对话，是为了实现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绝对优势，进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如果中国加入到核军控谈判，那么中国有限的核力量将被迫纳入到“制度化”的监督体系中，从而使其战略威慑的功能大大减弱。美国虽然也会对核武器数量同步削减，但它在核武方面仍保有着相当的规模优势，加之其常规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显著优势，这势必会拉大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
然而，条约本身却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合作收益，通过该条约美国得以增强了对俄的核透明度，避免了因不透明而带来的核军备竞赛，从而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减少了大笔的核军费开支。美国一旦退出该条约，就面临着失去此前在核军控领域持续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从而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当前美国在谈判中的消极态度符合其一贯的极限施压的思路，目的是想让俄罗斯做出更大的让步，从而使其自身收益最大化，而并非想终止美俄间的合作，事实上两国在核军控领域仍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美国在核军控领域的表现也恰恰反映了其对中俄两国角色定位的变化。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决定利益，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性因素。近些年来，美国开始将中国和俄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竞争关系，主张在各个方面建立对中俄的优势。这种基于竞争者的角色结构使中美俄处于洛克文化下，反映在核军控领域，就是美国竭力把中国拉入到核军控对话，借机削弱中国的核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在美俄核军控谈判让俄罗斯做出更大的让步。
3.2 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但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政策却是连续一贯的。中国奉行自卫型的核战略[6]，主要原则是核力量主要用于战略威慑手段,而不用于核攻击。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核军控体系，全面禁止核试验并且奉行核不扩散原则。中国向来对外承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在中国看来，中国与美俄之间的核武库实力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要求中国加入原本只在美俄之间进行的核军控谈判是在逃避核裁军责任，其目的在于建立美国单方面的安全优势。
3.3 俄罗斯
从俄罗斯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俄罗斯对续签该条约有着强烈的愿望。签订核军控条约使俄罗斯以较小的成本建立了与美国的核安全体系，从而使其不必为了维持核均势而背负巨额的军费开支。对于正在恢复中的俄罗斯经济，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俄罗斯也不会顺应美国要求让中国加入到核军控对话中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中俄当前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朋友角色结构基础的身份认同。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双方的战略利益没有根本冲突之处，同时在共同应对美国挑战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而且俄罗斯还希望继续深化与中国在经贸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进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助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俄罗斯看来，维护俄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从根本上符合其战略利益需要，不能因核军控谈判而让俄中关系受损。
4未来的前景
虽然就是否以及怎样续签《新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美俄之前存在着重重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续签该条约符合双方的利益需求。美国如果拒绝续签该条约或者订立一项新的条约，将意味着美俄间仅有的核对话框架的终止。这将极大地减少双方的核军备透明度，从而削弱双方的危机稳定性。[7]在这种条件下，美俄为了实现核均势可能重新陷入到核军备竞赛中，进而使双方的安全环境遭受恶化。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愿看到这一结果的出现。因此，即便中国不参与其中，美俄间的核军控谈判仍会持续下去，并在条约到期之前签署一项新的条约,而这将是双方相互妥协和利益交换的结果。
美国要求中国加入核军控对话，其根本在于对中国的遏制，这种遏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同步展开。因此从中方的立场来看，不论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中国仍旧会坚决反对加入到美俄间的核军控对话当中，以此来维护中国有限的核威慑力量。
总体来看，核军控领域的分歧，反映了美国与中俄两国间战略竞争的加剧，这种战略竞争关系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便一直对俄罗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又将中国列为新的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展开遏制和打压。这些都将使中俄两国越走越近，通过构筑战略伙伴关系来平衡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牟长林,陶申一.非核因素对美俄后续核裁军谈判的影响[J].和平与发展,2014(01):54-63+116-117.
[2] 赵骞.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局限性—基于建构主义角度[J].人民论坛,2012(02):46-47.
[3] 吴鹏.论世界核军备的发展与控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04):41-46.
[4] 忻怿.由抵制到参与:中美核军控对话(1976—1992)[J].军事历史研究,2018,32(05):55-70.
[5] 孙向丽.中国军控的新挑战与新议程[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27(03):10-21.
[6] 张业亮.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谈判前景黯淡[J].世界知识,2019(11):34-36.
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专栏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