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达到一个高峰期。朴学大师层出不穷。一般人眼中的清代学者，特别是以训诂考据为特长的学者大多给人的印象是冬烘迂腐，抱残守缺。或者考索古籍，饾饤章句，或者保守闭塞，不知世事。其实，许多清学大师并不是这样的，其中不乏有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也有很早就提出在今天看来都不同凡响的女权思想的人物。俞正燮就是这么一位。
先说说几个大人物对俞正燮的评价：蔡元培先生的代表作《中国伦理学史》就以《俞理初学说》来压阵，概述了他针对贞操、缠足、娼妓等现象所作的批评，最后总结说，“凡此种种问题，皆前人所不经意，至理初（即俞正燮），始以其至公至平之见，博考而慎断之。虽其所论，尚未能为根本之解决，而亦未能组成学理之系统，然要不得不节取其意见，而认为至有价值之学说矣”，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说：“上下古今自汉至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是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辽远微弱，在后人确是贵重的引路的标志。”
至于鲁迅，也在很多杂文里提到这位充满自由精神的朴学大师。在此就不多引述了。
俞正燮 字理初，安徽黟县人。史书记载他年轻时，“性好读书，过目不忘。”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北上去拜见另一位朴学大师孙星衍。当时孙星衍正上书朝廷请求为汉代的伏生建立博士学，另外四处访求曾写左传的左丘明的后裔。俞正燮恰好对这一块学术有研究，就写了《左丘明子孙性氏论》、《左山考》、《申杂难篇》等一系列文章，被孙星衍所赏识，由此名声渐起。
后来他虽中过举人，但科举之路一直不顺。为了生计和发展，干脆自己开启了一条“佣书”的生涯，说白了就是到处给人编书以换取生活费。他曾入林则徐等人幕府，协助或参与编著《大清会典》、《黟县志》、《钦定春秋左传读本》等，又协助陈用光校勘《读史方舆纪要》。后应邀主讲南京“惜阴书院”。他生平除治经外，于史学、诸子、天文、舆地、医方、星相，以及释道之类，无不探究，可谓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令人惊叹的是，他在那个时代就认为西方历法极精，要比中国传统的历法有许多可取之处。时人记载他，“论事甚有见识，不拘于世俗偏见。”比如他在《节好说》中，认为《礼》所“一与之齐，终身不变”，若如此，则男人亦不当再娶！要想让女人不再嫁，那么男人也就不应当再娶，这不就是男女平等了吗？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俞正燮脑子里产生这样的思想观念其实并不是偶然的。从大的时代背景看，清代嘉道时期，国势由盛转衰，考据学正处于转型之际，而女权主义已孕育着一些变革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俞正燮独特的人生阅历和学术品格也起到很大作用。俞正燮的妇女思想独树一帜，他不仅以非凡勇气和魄力积极提倡男女平等，切实维护妇女权益，如他提出反对缠足、室女守志、逼女殉节、一夫多妻以及妒为女人恶德等，而且极力表彰历史上的巾帼英豪，再现她们的传奇人生。
俞正燮的考据方式灵活多样，主要有训诂、订误、辩诬、考异等，考据观点新意迭出，令人称道。他的考据方法既重视归纳演绎，擅长文献佐证，又从情理出发进行梳理。此外，因文制宜，如有的撰文专考，有的则论考结合、述中有考，甚至有的以辑代考，考据形式和内容结合紧密，相得益彰。前文也提到过他的思想对蔡元培、周作人、鲁迅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俞正燮的读书和治学方法有点像清初大儒顾炎武，“其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立一题，备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全，断以已意，一文遂立。”他性格宽仁，有“经师人表”之称。著作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说文部纬校补》、《海国纪闻》等。
俞正燮卒于六十六岁，他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但以学术为人生理想，矢志不移，境界和品格是很高的。梁启超先生曾评价他“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称之为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