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史子集之类的经典浩如烟海，历代学人研究考辨和阐扬的文本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学统”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大调整期和总结期，此时出现了大批对传统经典进行考辨的专家，崔述就是一位佼佼者。
崔述 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人。早年中过举人，当过福建罗源、上杭知县。当时他治下的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还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可见他为官还是政绩不错的。干了没多久，就辞职回老家闭门著述去了。崔述一生写的东西很多，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但总而言之两个字就能概括——“考信”。有《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共46卷。
对崔述的治学方法，时人赞赏和批评的都有，“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於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於经，不以诸子百家杂於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於经者著之，不合者辩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
崔述对一切上古的记载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如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纬书所言十纪，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谓战国杨、墨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毁尧则讬诸许由，毁禹则讬诸子高，毁孔子则讬诸老聃，毁武王则讬诸伯夷。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谓夏、商、周未有号为某公者，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也。“古公亶父”，犹言“昔公亶父”也。谓匡为宋邑，似畏匡、过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时一事之言，记者小异耳。”这些“疑古”的观点，到了后来被重新发现，还真成了以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在五四前后影响巨大的“疑古派”先河。
崔述的“考信”类著作的学术价值自然很高，但由于无裨于科举，因而淹没了近百年。20世纪初，日本人将他的著作编印出来，使崔述的学术思想，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不久，胡适自海外归来，倡导新文化运动，作长传《科学的考古家崔述》。崔述的名字才在中国学界逐渐响亮起来。钱玄同很赞同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他指出，“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 在读了《考信录》之后，为了表示自己承续、光大崔述疑古事业的决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 而另一位古史辨派的大将顾颉刚先生，也是高度评价了崔述的史学思想和考信录，他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地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
国学大师钱穆在为《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总结崔述之学：“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暗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 可见，学问之道，不一定显于当世。只要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即使被湮没多年，一旦被重现挖掘和重视，依然会熠熠生辉。
崔述卒时七十七岁。临终前，他不顾年老多疾，自己修订了全集88卷总目。又将自己的书装为九函，并留下遗嘱。
崔述的诗写得也不错，现存的不多。有一首《宿窦店》 抒发了他平生的志气和情怀。“征马长嘶出凤城，少年作客为浮名。已无东阁留人住，惟见西山送我行。经济有怀还入梦，乡园多难独关情。月斜门外频催起，愁听晨鸡四五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