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案”——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四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四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现在来看，这四案至少有以下三种意义：
首先，“明末四案”极大影响了朝廷的发展。“四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次，“明末四案”加速了宦官专权的出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腐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
最后，“明末四案”成为了党争的工具。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派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末四案”就成为党争的话题。比如，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是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末四案连起，一番折腾下来，从皇帝到后宫，再到臣民，都是筋疲力尽，大明王朝再不复往Et雄风。其实，案起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者的胡作非为。观此四案，可见从嘉靖皇帝开始．再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位皇帝，没有出现一个有道明君．任是臣子再加努力，也于事无补。而皇帝的不作为和不管束．又造成了激烈党争的出现，臣子间拼斗凶狠，折腾的却是国家的力量和资源。于是，四案折腾下来，大明王朝终进入了夕阳落下后的最后一缕暮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