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家三派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早期被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等春秋先贤的积极推广和实践，探索出了一套治国之理的法治思想，在战国之世为中原各国所接纳的推崇，并称显学。

战国初期，李悝应当是法家的先驱。这也造就了法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法家是以实践为第一要务，立言、讲学次之，即使到当世，诸如李悝的《法经》、商鞅的《商君书》、慎到的《慎子》、韩非的《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知名度也不甚高。法家几乎都是是政治家，而其他诸子百家都是学者兼政治家。因此在传播上，法家自然比不过其他诸子百家，然而，法家却能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大行于世，可见法家之实用性。

战国中期，各国庙堂上充满着法家的新宠，因此法家开始产生了不同的派别：法、术、势，分别以商鞅、申不害、慎到为代表。

商鞅强调绝对的法制，也就是说，指定一套所有通用的法律，然后法律高于一切，严禁变通和违反它。商鞅法派的优势在于容错率高，因为有准则在，只要当权者都不违反法律，国家就不至于大乱，但缺点是容易走向刻板和酷政。

申不害强调术。简单来说就是方法、手段，通过君主的手段，引导臣下和国家向着好的一方面进行发展。申不害术的优势在于如遇得法的人，国家可以迅速变得非常强大，臣下如沐春风愿意为国家强大而努力，而不像法—不得不遵守总是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术派劣势也很明显，如果使用不恰当或者君主没有权威，则会让人感觉到虚伪，被操控，国家会迅速的衰败。

慎到则强调势，主张君主建立绝对的权威，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行君主的意志，推行变法。影响的理解，就是以上克下，势立而不可挡。势的优势在于推行相对容易，以多服少，以上服下，也会在意人的感受；劣势也很明显，几乎就是纯粹的人治。

关于三派的优劣，不好做过多的评价，但商鞅在秦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而慎到没有入仕。

《大秦帝国》中推崇商鞅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了突出商鞅，对申不害的术派有过分的贬低。实际上申不害时代的韩国还很是强盛了一段时间，史载“诸侯莫敢侵者数十年”。

因为大秦帝国的成功统一，所以很多人以为法派最成功，后世都是以法派为模板。实际上，到汉帝国就变了，加上了儒家，还有术和势的东西在里面，东汉甚至彻底倒向了法家。

后世帝国的模式其实并不全是某一派，而是以法派为基础，以术、势加以斧正，术主要体现在君主的御下之术，而势主要体现在君主集权的加强和特赦。因此，后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的实行法制，但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法家，而是融入到了法术势儒的体系中来了。

二、法家治下的秦国

不得不说，法家特别是法派有他的先进性。商鞅强调法是最高准则，是防恶的必要手段，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甚至君主也不例外。但是没有违法的即使有动机和想法也不允许采取措施，必须要等到违法的行为产生的时候。还有一点也让人觉得很奇怪，法不避罚，法不辞赏，也就是说犯法了该处罚，立功了也必须要受赏，推辞不是品德高尚，而是违法。

商鞅变法将秦国从人治改变为了规范化的轨道上来。这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商鞅首先要求臣民遵守法律，相信政府的裁决。这一点上商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南木立信到公子虔受刑，从禁止私斗到移风易俗，商鞅的秦国就已经达到了人人知法。

接下来就简单了，朝着国家希望发展的方向建立法律。战国之世，最重要的不过是经济和军事。经济方面，奖励耕种；军事方面，以战场首级晋爵。其中最重要的是军功爵位制。军功爵位制让秦国涌现出了“人人思战”的局面，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定的军事基础。

商鞅认为，法以防恶。法是最低准则，防止臣民行为逾越了底线，在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商鞅之法维护了国君并不是那么优秀的时候国家的相对稳定。商鞅变法后，秦国也不是个个都是圣明之君，武王荡好勇斗狠性格冲动，昭王稷犹做事犹豫性格暗弱，昭襄王子楚平庸。但在法的约束下，武王死后国家顺利继承，昭王晚年的错误也没有导致严重的错误，子楚也顺利过渡到秦王嬴政时期。

由此可见，法制维稳的力量。

三、法制和法家

那么，法家为何导致了秦的灭亡？又为何在秦之后长期成为酷吏的代名词呢？

虽然秦始皇通过韩非等人的见解，对商鞅的法有所改动和进步。但商鞅的法还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开始显现出它的弊端。

首先，东方六国没有法的民众基础。法在秦国本土经过了一个立信、立威的过程，因此得到广大民众信服。但在迅速统一的东方六国，没有这个过程。因此，广大民众对于秦国的法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而商鞅的法具有不变通性、不可更改性，因此在普通民众的认识上就会觉得法冷酷无情。加之六国贵族的怂恿和兴风作浪，因此，短时间内，法得不到东方六国广大的民意认可。

同时，作为法的传播和解释者，秦的官吏大多是刀笔吏（参见阎崇年《东晋门阀政治》），也就是法家士子出身。上文提到，法家大多是朝堂的实践者，并不注重民间传播，因此官吏们的民意基础并不大。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到人民中间去，与民众的黏性不足。

而法制，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法制本身得不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不愿意遵守，但不遵守还要强迫受罚。这才会出现大泽乡起义中的一幕，陈胜说失期当斩。反正都是个死，倒不如反了。本来秦法并没有如此严苛，但在陈胜口中说出，人们居然都信了。

这充分说明，第一，法在东方六国的传播并不彻底，很多人不知法；第二，人们普遍对法不满。

顺便说一句，后世在法的基础上融入了通人情的部分（道德），在量刑上有考虑轻重，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才让这一点得到了改变。

其次，商鞅法制奖励耕战的基础是军事扩张。这一点在建国后没有得到适当的修正。军队是支撑专制政权的重要基础，而军队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财富，自然会产生不满的情绪。虽然没有发生军队大量哗变的情况，但秦末农民起义中，秦军的战斗力下降，大量秦军在形势不好的时候投降却是时常发生。这说明军队对国家的认同感降低了。

秦的灭亡在于法的不完善、用的不合理，而不是法本身的问题。至于为何后世成为酷吏得代名词，大汉帝国责任很大。汉统治者站在自身的角度批驳秦法严酷，而汉有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这样，秦法商鞅之法为严酷之法逐渐被定性。

而实际上，作为小说，《大秦帝国》所说说大多属实，而秦法酷厉，不怎么可信。

法和法家本身没有问题，它与道德共同组成了人们行为的准则，保证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关键是要看利用法的人。

参考资料：史记、战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