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高宗和金人议和一事，无数人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分析过了，基本上想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新角度来看待赵构和金国的议和行为。

首先，明确一个问题，虽然是秦桧主和，但南宋的实际控制者是宋高宗赵构。因此，秦桧的主和不论是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客观上都是在迎合赵构，如果赵构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那秦桧是不会反复提出议和来触怒皇帝的。因此，我们今天抛开秦桧不谈，只来分析赵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先扯一点题外话做铺垫：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试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在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歹徒终于放弃挟持向警方投降。出人意料的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四名遭受挟持的人质，居然对绑架他们的绑匪显露出怜悯的情感，四名人质均拒绝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甚至因为挟持过程中绑匪对他们的一些小恩小惠产生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其中一名劫匪，并在他服刑期间与之订婚。

这件离奇的事情，引起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发现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人质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绑匪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人质对劫持者产生的心理上的依赖感，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囚犯、战俘、受虐妇女等等长期处于恐惧之中的人，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症状。

赵构的“人质情结”

如果把赵构的人生经历套用在上面故事中的人质上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赵构同金人的议和，完全解释得通了。

自从“靖康之变”发生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即皇帝位，他就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逃亡生涯，扬州、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甚至被金兵撵到海上坐船了。这期间，他不断向金国摇尾乞怜，恳求放他一条生路。在给金人的乞和信中，他甚至自称“康王”，说自己“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甚至被金兵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又经历了“苗刘兵变”，唯一的儿子也死了。

可以说这段时间，他始终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上面的人质不过被挟制了几天，所产生的恐惧就足以让他们喜欢上绑匪了，赵构被金人吓唬了四年之久，对金人产生依赖、感激、崇拜甚至是爱恋似乎合情合理。这也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赵构不断地破坏北伐，反复主动乞和，直至最终成功，因为他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成为了金人的“人质”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就是想抓捕和审判“绑匪”金人的警察和法庭，赵构对这些将领充满了怀疑和敌视，甚至杀掉了“警察”岳飞，来讨好绑匪。

最终，“人质”赵构终于如愿嫁给了“绑匪”金人，宋金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合议”，赵构兴高采烈的开始向金人称臣纳贡。

赵构，一个具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精神疾病患者，这种精神疾病导致了他向金人强烈的议和意愿。以上为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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