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鲁延召
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系党支部书记，副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与人文地理。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各一项。发表论文近三十篇，出版著作一部。
[提 要]我国历史上县级、次县级地方行政与管理单位的设置，原因很多，以往学者多强调交通路线、区域经济开发、地方政治支配的作用，即便有人注意到军事弹压与地方治安的因素，也多限于军事形胜之地或盗寇出没之薮，而于沿海海防多不措意。原因在于明代以前，我国沿海基本不存在军事安全之虞。而自明中叶倭寇乱起，东南沿海即不得安宁，故而本文以明清珠江口之新安建县及所辖次县级地方管理机构“官富巡检司”的迁置为例，阐明“海防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关键词]新安县官富巡检司海防地理建置沿革
早在先秦时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这说明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2000年左右，王宏斌先生提出了“海防地理学”的概念，即：“海防地理学，是指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领海安全，为防备外来侵略而建立的一种研究海岸、海岛和海域等地理军事利用价值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国家沿海地区、海洋、海岛地理环境对于海防安全的影响，分析评价海防地理要素对于海防建设的利弊关系，为海防建设、要塞守卫、军队布防和海洋作战提供理论依据。”如今，海防研究业已成为一门显学。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主要集中于海防发展史、思想史、制度史、人物史等领域，而对地理环境、地理因素在海防中应用的“海防地理”的专题研究还较为薄弱。
明清时期，广州府所属滨海县级行政建置有8个（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香山、新会、新宁），其中“顺德”、“新宁”、“新安”3县是新增的，而且都是较早在明代逐步完成，清代业已继承。这三个县的新设虽然最初各有各的直接原因或不同表现形式，但都与其自身具有的海防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顺德县能够从明代地域疏阔的南海县中划地而治，黄萧养之乱只是偶然因素（导火线），其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是其不可忽视的地理因素；与此有所不同，新宁建县的直接原因源于明代中叶新会县台山地区开发带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而“外护香山、减轻新会西江崖门防御压力，并独立承担控扼广东西路与广东中路交通咽喉”的海防地理功能是其又一重要原因。可见，除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以外，对海洋周边的控制和沿海军事防御功能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遗憾的是，从以往的研究看，关于广东政区的调整，学者多从“人口、移民等因素促成的区域经济开发”，或“受地方政治背景、地方权力因素的支配”角度来切入，对滨海建县的“海防地理环境”因素鲜少问及。事实上，明清时期广东滨海县级建置乃至次县级地方行政与管理单位的设置及后来的调整，都与当时的海防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海防政策的最直接依据恰是其所天然依托的海防地理环境。本文基于行政建置调整变化相对频繁的“新安县”及所辖次县级地方管理机构“官富巡检司”作一个案分析，阐述“海防地理因素”是滨海县级、次县级地方行政与管理单位建置沿革中另一重要因素。
一 新安县政区嬗替下的海防地理因素
明万历元年（1573），析东莞县南部地区设新安县；清康熙五年（1666）撤新安县并归东莞县地，康熙八年（1669）复置新安县。从明到清，新安县行政区划的变化（设置、撤县、复县）无不与当时海防需要密切相关。
首先，重点来看一下新安县早在明代的新建问题。据康熙《新安县志》卷3记载：“正德间，民有叩阍乞分县者，不果。隆庆壬申，海道刘隐始为民请命，抚按题允，以万历元年剖符设官，赐名‘新安’。”始名新安，取其“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从正德年间的第一次申请分县未能得到朝廷的批准，到隆庆年间的第二次申请才得以获批，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亲身经历此事的一代名臣何维柏，把新安建县过程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隆庆壬申夏，巡海仁山刘公还自海上，过予，述南头父老吴祚等语曰：“吾侪老且死，独子孙世沦郁陷，何由见天日！”号吁伏地，请建县治，以图保障。予曰：“公何不力任，以绥厥蒸民？”公谓建置事重，惟议添一丞，少慰众望。予曰：“南头设海防，郡贰与守备弹压兹土，尚不能为小人依附，何有于丞？若建邑则职专，宰牧责重，拊循约束，强悍不得肆其恶，比联良弱有所恃以生。东莞为藩篱，会省为门户，辑迩控远，安内攘外，一举而众善得矣。昔与制府刘公、吴公创议首此，今在镇殷公亦言之备。公入，以予言探之。”翌日，公以添丞上详，因以予言质殷公。殷公曰：“彼中父老意若何？”公曰：“万口同词，惟愿立县。”殷公曰：“何公素不苟于言，父老且宜之，宜以建县请。”令更详入，殷公核下，即疏驰请，谕旨名为“新安”。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明代新安之所以从东莞县析出分治，直接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该地距离东莞县治较远，行政管理效率不高而造成治安混乱。
据文献记载，自南宋以来，北方氏族陆续迁入东莞县南部地区，到了明代，人口日益增多，发展出不少颇具规模的村落，东莞迅速走向地方“繁盛”的顶峰。岳正云：“岭之南，其大都会曰广州。广州之邑，巨而襟带广南诸郡者，东筦也。”祁顺云：“广之属邑，称吾东莞为壮，地大物殷，政务烦剧。”
南头城距离东莞县治有百余里，其以东地区距离县治更远，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情况导致的弊端日益暴露，不仅“旧去县治一百余里，川途修险，民之税者、役者及讼者，咸苦之”，而且“离治百余里，倭彝海寇，往往为患；恶少啸聚，淫祠公行”。滨海之地的村落经常引起广东沿海盗寇和倭寇的觊觎，劫掠之事时有发生，而广东东莞水师又远在虎门，鞭长莫及，正是由于东莞县在维持地方治安和抵御海寇骚扰等方面无力顾及，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因此，“循乡民吴祚等之请，以东莞相距辽阔，稽察难周，民易为奸，因转详大宪，设立今治”。后任新安知县的明人丘体乾回忆此事时亦指出：“地去县远，山海不轨者，时肆扰掠，编民罔克匡胥。”对于新安置县，当时人郭棐也作了这样的判定：“如析置罗定州、新安、普宁等九邑，各设守令抚绥之，是子惠之泽也。崇墉新筑，以巩海邦，外寇突来，可恃无恐，是保障之卫也。”足见新安县和前后也作过政区规划调整后产生的新的行政区罗定州、普宁县类似，更充分考虑了加强海防的因素，以达到“巩固海邦”的目的。
而新安设县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缘于其地理位置在海防上的重要性，即其海防的地理因素。早在明嘉靖年间，广东的海防战略就形成了以中路（广州府）为中心的东、中、西三路分区规划，而中路有三个敏感地带为防范重点。明代军事家郑若曾云：
（倭寇）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据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东莞大鹏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历峡门、望门、大小横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九星洋等处而西，而浪白澳为尤甚，乃番舶等侯接济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历厓门、寨门海、万斛山、纲洲等处而西，而望峒澳为尤甚，乃番舶停留避风之门户也。附海有广海卫新宁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又不敢以泊此矣。
显然，明代广东中路的第一道防线选在“南头、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一带，这里恰恰位于东莞南部沿海地带，即后来的“新安”境内。据《新安县志》卷12云：珠江口东南沿海，“如急水、佛堂、独鳌、小三门、大屿山诸隘，皆出海所必经也。其东则为屯门、辋井，其西则为鳌湾、茅洲，而南头一寨，则为虎门之外卫，即省会之屏藩，尤为扼要，至大鹏所，则毗连平海，防御惠潮，亦重镇也”，具有“沿海设邑，为省会藩篱，守御在一邑，保障即在全省”的功用。尤其是在明代海患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海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东莞所、大鹏所的设置以及备倭总署设于南头，都因缘于此，即所谓“国初垒城设所，以守海徼，巡以宪副，防以贰守，驻扎参总，盖地关通省门户，诚重之”。也就是在正德至隆庆年间，东莞南部海域曾经经历过一系列海防危机事件，如“正德年间，番彝佛朗机入寇，占据屯门”“隆庆三年，海贼曾一本入寇”“四年，倭寇流劫乡村”，因而设置新县乃“形胜之所系，内则固省会之金汤，外则绝边倭之窥伺”。
新安建县，在选择县的治所时也较为谨慎，不仅要考虑距离东莞有一个远近适宜的里程问题，更要考虑到新建之县能够充分体现海防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南头作为全广门户，“盖番船固可达澳门，而由澳门至省，则水浅不能行，必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以抵于珠江”。因此，回顾本文开始所引《新安经始碑记》提出的“南头设海防郡贰”建议，选择在有着“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之称的南头地域，实际上就是将明初在南头构筑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扩建为新县，即所谓“城因所城之旧”，这对于加强广东南部海域的治安控制和防御倭患有明显的好处。
需要注意的是，据上书同卷记载：新建的新安县“编户五十六里，明末新建一里，共五十七里；而异邑乡宦之田在邑地者，为附籍于五都二图。”整个县域范围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区，及香港的全部和东莞市东部、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清初康熙五年与康熙八年新安县经历的撤县与复县的问题：
清朝建国之初，虽然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基本确立下来，但反清力量仍然存在，尤其是郑成功的部队“崎岖海上日久，屡进取无功，谋夺台湾为窟穴”，并于顺治十八年退守到台湾，准备以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加之当时“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开始“因海氛未靖，将议迁民以避害”，施行紧急的迁海政策，即居民必须沿海滨后撤若干里，迁移至界线之内，以此来切断郑成功与沿海民众的联络和支持。
当时全国迁海范围只限于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由于“粤东滨海之区，耕三渔七”，“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其中又以“广州诸属县多盗”，所以对于当时拥有中国最漫长海岸线的广东省来说，形势更加严峻，这就是，仅第一次迁界，江南、浙江、福建三省只需内迁“三十里”，而广东却需要内迁“五十里”。
从康熙元年二月“初迁”到康熙三年三月的“再迁”或“续迁”，短短两年时间，广东沿海就先后实施了二次迁海，迁界令下时，“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第一次迁海时，新安县“邑地迁三之二”“驱民迁入五十里”，一次性就划去了大半辖区；有趣的是，当第二次迁移广州府境近海居民时，一些文献只记载“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居民”，似乎不再迁新安县。事实上是，就在再次迁海之前，时任两广总督的卢兴祖已经对新安县进行了实地考察，恐“拟续立界，邑地将尽迁焉”，而最终以“邑地初迁，人民困苦，会疏，乞免尽迁”为由，再迁时“止迁东西两路，共二十四乡”。即使这样，这次也更向内陆迁移了三十里，几乎把整个新安县化为界外，而此时的新安县因两次迁海一共后撤近八十里，实际行政疆域已经所剩无几，其所属行政衙署也很少能做到独善其身（例如下文所揭“官富巡检司”，原司署在县治东南八十里的官富寨，北迁之后临时设在今深圳福田区的赤尾村，离县治三十余里，南北相错至少五十里）。此时的新安县已经名存实亡，两年后，也就是康熙五年，等来一纸官文，整个新安县并入了东莞县，与东莞合为一体。
新安县百姓在迁海几年中的遭遇实在太过悲惨，令人不忍卒睹及卒闻，“父子不相顾，夫妇不相保，充营兵，投奴隶，难以悉数”。时任广东巡抚王来任和两广总督的周有德等无不痛陈迁海之弊，纷纷上书要求复界而免除迁海的法令。王来任首倡复界，先后上折《展界复乡疏》和《展界复乡遗疏》，后来周有德亦上书：“界外民苦失业，闻许乃归旧地，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使待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及待，请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
康熙《新安县志》卷11对此过程有如下浓缩记载：“康熙七年正月，巡抚王疏乞展界，奉旨，特派钦使会同总督周勘展边界，设防守海。士民欢呼载道，皆远迎之。十月，总督周上疏，请先展界，然后设防。八年正月展界，许民归业，不愿者听，民踊跃而归，如获再生。奉旨，准复县治。”
虽然请求终于获准，新安县也于康熙八年恢复了原来的行政建制，但实际海疆辖境并未全部得到恢复，康熙八年正月，清廷下令允许的只是康熙三年的迁界地区得恢复原籍，而第一次康熙元年的迁界地区尚属于界外禁区。这在当时一些零散文献中有着蛛丝马迹，如早在清初开始施行海禁、迁海措施时，明确规定“地处外洋、离汛较远的各海岛，不准民人居住”。而“康熙二十一年，台湾平。大奚山诸岛尽复业居住耕种。遂撤海禁，令船捕取鱼蝦如旧” ，可见新安县南部沿海一些外洋岛屿直到彻底收复台湾，全国大规模展开“复界”，才得以允许居住。
需要注意的是，迁海固然造成“濒海数千里，无复人烟”的危害局面，“然不出数年，投诚者接踵，海氛遂息”，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海防效果，到康熙八年，台湾郑氏势力已较之前明显削弱，这也为新安率先复界、恢复建制提供了先决条件。然而，纵观整个新安县康熙元年至康熙八年的经历，其间历经的“迁海”“撤县”“展界”“复县”，无不缘于当时朝廷的海防政策的悄然变化，而在海防政策的具体落实中，无论是其受害程度之深还是率先实行的一定程度的展界，都与其自身独特的海防地理形势息息相关。由此上溯到明代的新安建县，缘于抗倭防盗，而南头地带控扼门户的优越地理位置亦提供了必要性。
二 从“官富”到“九龙”巡检司的海防背景
万历元年，作为广东新安建县的时间，其下辖次县级地方管理机构“官富巡检司”由今香港境内的清山湾屯门村迁移回到九龙半岛的官富村。
明代郭棐《粤大记》香港舆图部分（汤开建先生认为《粤大记》舆图部分成于万历初年）在九龙山西侧标有官富巡司，再西则标有大小官富（官富山），滨海部分有鲤鱼门；明万历《苍梧总督军门志》南头寨图（图成于万历初年刘尧诲）亦在九龙西侧标有官富巡司。至少万历初，官富巡检司又迁回九龙一带。嘉庆《新安县志》卷5《职官志·文官表》官富巡检司条记载：“林云龙，福建人，万历二年任。”可能林云龙就是新安建县后的首任官富巡检。
清康熙年间，新安县在短暂的废罢及复置以后，其所辖官富巡检司又发生过一次迁徙，康熙十年，巡检蒋振元捐献薪俸购买赤尾村民地，起造衙署，将驻地移建到距离新安县城三十余里的赤尾村。
据嘉庆《新安县志》卷7《建置略·廨署》记载：
官富巡检司署，在赤尾村，离县治三十余里。原署在县治东南八十里，为官富寨。洪武三年，与福永同改为巡司。衙宇久坏，蒞任者多僦居民舍。康熙十年，巡检蒋振元捐俸买赤尾村民地，建造今署。
又据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五日《勘建九龙寨城全案·复核勘估工程情形禀》：
官富山在九龙城寨之西北，离城寨五六里。志书内载，官富山下为官富寨，县治东南八十里。原设官富司巡检，因衙宇久坏，莅任者多就居民舍。康熙十年，巡检蒋振元捐俸买置离县城三十里之赤尾村民地，建造衙署，仍以官富司名。今奉改设九龙司，所有赤尾村衙署仍存其旧。
结合上述两则材料，可知官富巡检司最初（明洪武三年）建在距离新安县城东南八十里的官富山下的官富寨，距离九龙城寨五六里，属于今香港九龙附近。
赤尾村在哪里？据康熙《新安县志》卷3《地理志·都里》“六都”有“赤尾村，罗湖村、福田村”等排列，而罗湖、福田现为深圳的区名，又查今深圳福田区有赤尾村，可知该村在今深圳市区，也就是说赤尾村在新安县城东北方向，距离三十余里，官富巡检司已由南向北方内地迁徙了50里。《明史·地理志》记载：新安县“东南有官富、西北有福永二巡检司。”按地理方位，这与有明一代其署衙一直在新安县城之东南方向吻合。
康熙十年的迁徙，表面是因“衙宇久坏，蒞任者多僦居民舍”，实质上是因缘于迁界的需要。嘉庆《新安县志》卷12《海防略·防海形势》载：“国朝康熙年间，亦以海氛未靖，故有迁界之举。自复界后，海宇敉宁，而设险更为周密。虽今之汛池及设兵，皆与旧制不同。而大屿山鸡翼角炮台，南头炮台，赤湾左、右炮台，最为险要。”
清朝政府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位于台湾的郑成功政权而实行迁界令，逼使沿海居民向内地迁界五十里，官富巡检司署原署在县治东南八十里的官富寨，迁移之后在赤尾村，离县治三十余里，南北相错五十里。由于向内地迁界的需要，原来陈旧的署衙自然不会再去修葺，但康熙二十二年复界以后，新的海防重点有所变化，“大屿山鸡翼角炮台，南头炮台，赤湾左、右炮台”。这些新安左侧海防部署成为重点，而官富巡检司就仍旧留在了今深圳地区，直到鸦片战争清政府失去香港岛以后，北面正对岸的九龙半岛及其周围地区的战略地位得以凸显，进而提升为中国海防的最前线，巡检司等关城的设立已成为不可稍缓之事，这时才于道光二十三年把官富巡检司迁回九龙一带，并筹划组建九龙城寨，重点加强九龙防御，以应对英夷的直接威胁。
此次官富巡检司迁移变更为九龙巡检司后的巡检司主要职责，有些学者认为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行政管理、防务以及处理港岛小型华人案件逐渐演变为防堵走私，保证清政府的税收。”笔者认为恐不妥。按当时道光帝的上谕：“所有前赴香港之船，既由给照口岸按月报明粤海关，业已互有稽考，九龙巡检不过查其已到未到，并无税银可收，似可无虞偷漏等语。”且“至该巡检虽无征收税课之责，而稽查出入，务令华夷相安，断不可任吏胥勒索，别生事端，是为至要”。可见，九龙巡检司设置的主要目的仍是维护地方治安，妥善处理华夷纠纷，防务海疆。这与之前地方两广总督奏请的之意一致，即：“凡香港一带民户有酗酒、赌博、鼠窃剪绺，犯该笞杖罪名者，即由该巡检查明讯办。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亦可由该巡检就近弹压办理，似于海疆要地有裨。”
至道光二十六年，官富巡检司已经改设为九龙（巡检司）。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官制·各省知县等官三》记载：“（道光）二十三年，移广东新安县官富巡检为九龙巡检。”由赤尾村迁到九龙城寨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三年。又按清同治时期《广东图》卷10《新安舆图》部分在赤尾村一侧注识“官富巡检司旧署”，可证。而到了民国所编《清史稿》，新安县已“有福永、九龙二巡司”。
需要注意的是，官富巡检司本次迁移的最初选址在尖沙嘴，拟名尖沙嘴巡检司，据道光二十二年九月的耆英、伊利布的提议“其有酗酒、赌博、鼠窃剪绺，犯该笞杖罪名者，应就近解交尖沙嘴巡检审理，以期久安。相应奏明，俟奉到谕旨后，即咨明广东督臣钦遵办理。”但拟奏到达两广总督祁土贡后，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发现尖沙嘴过于偏狭且荒凉，不宜建司，因此对衙门设置地点稍作更动，从耆英等提议的尖沙嘴最终改在距其附近不远的九龙。两广总督在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称：“惟体察该地方情形，尖沙嘴系新安县所属荒凉沙岛，向无居民，难以建设官署。查有距尖沙嘴八里许之九龙系属圩市，与香港正对。臣等公同商酌，拟将该县所属之官富司巡检裁撤，移驻九龙，改为九龙巡检。”并建议“改为海疆要缺”。不久得到批准。
清康熙以来的地方文献，如嘉庆《新安县志》附图、道光《广东通志》（成书于道光二年）新安县舆图，均在“深圳”文字一侧紧接着标有官富司，这些都提供了舆图方面的直接证据，再次印证了康熙十年至道光二十三年这段时间官富巡检司仍在今深圳区域。
对此，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第七册）第72～73页明代广东地图将“官富”（巡司）一地定在今深圳市区（广九铁路西侧）是有疏漏的，实际上其所反映的恰恰是清代康熙十年至道光二十三年间该司的位置。
综上可知，明清时期官富巡检司发生过四次迁徙：第一次是景泰四年，由今香港九龙半岛的官富村迁至清山湾屯门村。第二次是万历初年新安建县时，由清山湾屯门村迁回九龙半岛的官富村。第三次是康熙十年，由于迁界的需要，由九龙半岛的官富村迁至新安县东（今属深圳）的赤尾村。第四次是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割让香港岛后九龙半岛海防地位的空前提升，再次从今深圳市福田区的赤尾村外迁回九龙地区，并更改为“九龙巡检司”。总之，官富巡检司于明代出现过两次滨海横向迁移，于清代又出现两次内地与沿海之间的纵向迁移。显然，官富巡检司历次的迁徙与明清政府的海防政策、海防部署密切相关，受到海防因素的支配。
关于官富巡检司的管辖范围，康熙《新安县志》卷3《地理志·都里》所载香港村庄大致分布于五都及六都范围，嘉庆《新安县志》卷2《舆地一·都里》中今香港村庄则集中在官富司管辖区内。从后者记载的情况看，官富巡检司管辖的土、客籍村庄，大部分分布在今天的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仅福田、罗湖、赤尾、盐田、小梅沙等少数村庄分布在目前的深圳特区内。可见官富巡检司的管辖范围，与目前的香港地区大体相当。
三 小结
明清时期，珠江口的新安县及所辖官富巡检司虽然只是一个县级、次县级地方行政管理单位，但其建置的历次沿革与海疆行政变迁都深深地烙着海防地理因素的痕迹。可以说，对于滨海新县及其所辖次县级地方管理机构的迁置，明清政府是考虑到其海防地理因素的，即海疆行政区划与海防政策密切相关，而变化中的海防政策又要充分考虑其自身所具有的海防地理形势，相对稳定、区域视觉鲜明的海防地理形势可以为海防部署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和指导。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
责编：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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