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圩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60期
一、其人小传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梅氏是宣城望族，在文学、数学、绘画、天文学等领域人才辈出，清代桐城人张廷玉说“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梅氏人文昌盛可见一斑。梅光迪是宣城梅氏第33代孙，他12岁应童子试，18岁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安庆），1909年秋天，经绩溪人胡绍庭的介绍，梅光迪与胡适（1891—1962）在上海相识，从此两人结为朋友，书信往来不断。1910年夏，与胡适同舟北上京城应考时落榜（胡适考中官费赴美留学）。1911年，梅光迪再次应考，考取清华教会学校官费留学生，入美国西北大学，1915年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开始与胡适探讨“文学革命”话题，并逐渐走向保守，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反对者之一。
1920年，梅光迪学成归国，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教授。次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英文系教授，1922年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同年，聘请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吴宓到东南大学任教，共同发起创办《学衡》杂志，使之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遭到鲁迅、茅盾、郑振铎等人的猛烈攻击，不久该杂志销声匿迹。1924年，梅光迪赶赴美国，执教于哈佛大学。1927年再度回国，短期代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又往哈佛大学。1936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胡适同期留美）的遨请，出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在当时，鉴于梅光迪的名气，在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时，他被聘为参政员。1939年浙大文学院独立后，梅光迪任院长。在抗日的艰苦年代，浙江大学转徙至贵州北部偏僻的山区。等到抗战胜利后不久，梅光迪却一病不起，1945年12月27日，因心肾衰竭在贵阳去世。
梅光迪满腹经纶，具有远大的学术抱负，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挚爱之情，尚未来得及有所建树就已逝去，令后人遗憾。“就他（梅光迪）对西方之了解而论，中国人能胜过他的，似乎寥若晨星。他的英文写作，既达而雅，比之西方名著，也毫无逊色”。他学贯中西，但他留下的文化遗产仅一本论文集——《梅光迪文录》。对于梅光迪，知之者不多，且都认为他是新文化的反对力量，对他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本文以梅光迪与胡适从朋友到对立为主线，力图解读出这位在中国新旧文学史上扮演特殊角色的人物，以此丰富宣城市地方史志人物的发掘与研究。
二、将胡适“逼上梁山”
1912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对此梅光迪致信，表示支持。他说：“足下之才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我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深望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梅光迪是胡适转学的极力支持者，对他寄予了希望，自己也要“执鞭以从其后”。1915年夏天，在美留学生梅光迪与胡适、任叔永、赵元任等朋友讨论文学革命。改变中国文学史进程的新文学运动由此启动。同年9月，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胡适作诗送之，“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来之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两人在学问上相互切磋，思想上相互激励，在许多问题上推心置腹，成为交好的朋友。
1916年7月，胡适与朋友们去美国绮色佳凯约湖泛舟，诗兴大发。事后任叔永将自己作的《泛湖即事》四言长诗寄给胡适。胡适看后否定了该诗，认为诗中用了早已死去的文字，提出了要在诗歌创作中弃死求生，诗国革命的主张。梅光迪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主动站出来为任叔永打抱不平。于是二人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梅光迪在信中写道，“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可以看出，一开始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革命议题上，基本能取得一致，只是方法、形式上的差异。梅光迪已经感觉到文学革命的大潮流，但他又不能同旧文学中蛹化出来。梅光迪一方面承认小说、词曲可以用白话，但同时又主张诗文不可用白话。他与胡适争论的关键点也在这里。胡适把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放在诗歌上，而梅光迪却固守此文化堡垒。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思想和观念上的分歧，也在讨论中越来越明显。梅光迪保守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与胡适的讨论、辩难中的。他的对立和对胡适灵感的激发，都是处在朋友间相互批评、帮助的基础上的，态度、语气也是平和、友好的。
对此，胡适在7月22日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全诗一千多字都是白话文。写道：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梅光迪读后与胡适继续讨论，但态度与过去发生了变化，谈了自己不轻易依附“新潮流”的文学态度，主张中庸，反对偏执激进的思想观念，显示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梅光迪的来信引起了胡适的进一步思考，刺激和激发了他的思想。此时，胡适进行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从自己的专业——哲学角度来论述的；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所以多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与胡适辩论并向其发难。二人的争论，极大地帮助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认识。胡适自己也认为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有梅光迪的反对意见，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许多问题还无法认识清楚，也就下不了要求文学革命，尤其是诗歌革命的决心。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孕育与爆发，实是梅光迪催逼的结果。有这么一个反对派的朋友，也是胡适的大幸。
三、“决不作入京之想”
随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陈独秀随其后推波助澜的《文学革命论》，新文学运动空前高涨，胡适本人也借助革命，走到舆论与思想界的前沿，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在青年中盛行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此时，胡适在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立定脚跟后（任北大教务长），便致信梅光迪，要他回北京教书，梅光迪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表示自己“决不作入京之想”，并对胡适以及《新青年》的激进行为表示不满。他说：“足下所主张无弟赞一辞之余地，故年来已未敢再事哓哓。盖知无益也……足下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澜……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
在梅光迪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时，与胡适有过接触，并时常通信。但梅光迪感到“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面队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成功，梅光迪认为，“（胡适）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在这种心态下，梅光迪联合吴宓、胡先骕二人创办《学衡》杂志，发表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
四、在中西文化间寻找交点
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办（1934年停刊），梅光迪等人以此为阵地，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并逐渐形成“学衡派”。他们都是留学生，学问“中西合璧”，企图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寻找批判新文学的交点，来论证他们的复古理论。所以，“学衡派”的反对，就带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在《学衡》第一期上，梅光迪就对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开火，鉴于他与胡适的特殊关系，文章中没提胡适的名字，只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原有的宽容的精神消失殆尽，论辞变得尖刻无情，甚至近于谩骂、诋毁。梅光迪痛恨胡适等人身居学界的要津，蛊惑青年学生，成为政客，“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梅光迪回国后向胡适开的第一炮。难怪胡适看了第一期《学衡》后，说这只是一本“学骂”。梅光迪与胡适的朋友关系也由此出现了转折。以前那种平心静气的学术氛围不存在了，代之是相互的嘲骂和诋毁。梅光迪在文章中把胡适当作为政客、娼优，矛头直指胡适，的确让他不快。
此后，当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时，遇到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郭希望胡适留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译，同时兼任东南大学的教授。胡适当面拒绝说：“东南大学是不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对我的人是旧学者和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昔日一对好朋友，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最终分庭于激进、保守两大阵营。1926年9月1日，梅光迪与胡适在法国巴黎相遇，胡适的印象是“别后两年，（梅）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梅光迪请胡适吃饭，胡适负约，说自己临时忘记。1927年胡适访问美国，梅光迪也在，因上一年胡适的负约，惹恼了梅光迪，使得他们连再一次坐到一起吃饭的机会也没有了。梅光迪致信胡适说：“若你始终拿此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力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
五、时耶！命耶！
面对梅光迪的不幸与留下的遗憾，他的学生、朋友兼同事郭斌龢这样说：“（梅光迪）少游美国，为当时留学生中之翘楚，年壮气盛，抱负甚伟……又值大难，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负，即平时议论，也鲜为人所了解”。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对老朋友梅光迪的看法是：“梅君好为高论，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其一生著作极少，殊可惜”。
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梅光迪这种种局面呢。梅光迪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有过12岁应童子试的荣光，确实读了许多古书。而到美国留学初期，因英文不佳，处处遭到歧视和嘲弄，他的朋友胡适能运用英语撰述和发表精彩的演讲，对他有一定的刺激，嫉恨心理增强。梅光迪眼睁睁看着胡适功成名就，成为学界、思想界的领袖，而自己不名一文，并沦为保守的反对派，处处遭到舆论的戏弄。更加上包办婚姻的不幸，导致他与自己的学生李今英相爱。婚外师生之恋情，又遭到非议，虽几次奔赴美国，也不顺利。他自己也承认，“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一生吃亏，全在于此”。抗战时期，他流落西南边陲，一直到魂断贵州。一方面梅光迪极度的悲观自卑，另一方面有着自视甚高的傲慢，在这种强烈的冲突性格中，梅光迪的心态开始失衡。当胡适集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时，他不但没有从旁乐观其成，反到成了真正的反对派。
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而胡适以哲学为专业。因此梅光迪认为在文学上比胡适更有发言权。梅光迪对胡适的学问十分蔑视。他认为作为一个学问家要“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然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美国学者顾立雅说：“他（梅光迪）是一个忠实的孔子信徒”，“但因他富于理想主义，不肯随众附和，所以无缘施展他的抱负”。梅光迪是只读不写，述而不作的。胡适恰恰相反，在各个领域都是著作等身，其中《尝试集》、《终身大事》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和第一部话剧剧本。这与梅光迪对待学问的态度相去甚远，因此遭到他的痛恨。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像梅光迪这样的中国本位文化感强烈的人，是很少见的。梅光迪希望胡适振兴孔教，不料胡适成为最激进的反孔教分子。梅光迪确立的是儒家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指导。其后梅光迪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法国文学教授），深受他的影响，文化思想与观念趋向于新人文主义，从中找到了反对新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上的支援。梅光迪强调并重视传统的继承，反对主情，反对一切激进的思想与文学革命，尤其不能接受文学的新潮和新文学的试验。胡适是杜威的门徒，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一生坚信不弃，并由此激发出文学革命的思想。两人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势同冰炭。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是保守与激进的斗争，新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较量。胡适与梅光迪分别代表了新文化时期对待中西文化的两种极端态度，犹如是硬币的两面，始终相反相背。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时代连结在一起。
虽然以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受到新文学作家们的反击，噤若寒蝉，以致垮台，但其倡导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用“改造固有文化，吸取他人文化”的学术眼光，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求交点的学术态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制作：童达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