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辜鸿铭、林语堂、陈寅恪、傅斯年这些先驱们在国际学界著述，但他们的声音毕竟是十分徽弱的。今天，应当果断地转变翻译的方向，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使得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能够跻身于世界优秀文化学术和文学之林。
原文 ：《转变翻译方向，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
作者 |清华大学 王宁
重新强调世界文学的建构意义重大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世界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的审美现实：通过翻译的中介，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多个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下广为流传；一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和身份的作家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从事写作，涉及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文学研究者自觉地把本国的文学放在世界性的语境下来考察和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强调世界文学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此时的世界文学之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它逐步摒弃了早先的“乌托邦”色彩，带有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和审美意义，并且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与启迪。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疆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种民族／国别文学，而不参照其他的文学或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因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潮流已经打上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也就带有了“超民族的”(transnational)或“翻译的”(translational)的意义，意味着共同的审美特征和深远的社会影响。由此看来，世界文学就远不止是一个固定的现象，而更是一个“旅行”的概念。
辜鸿铭
没有翻译，一些文学或被“边缘化”
在世界文学“旅行”和流通的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过程中，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而相比之下，另一些作品也许会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译性不明显或译者的误译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们不适应特定的文化或文学接受土壤。这就说明，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因此，在对待具体作品时，我们不妨采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产生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我看来，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两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和具体的世界各国的文学(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评价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的最高水平的普遍准则，后者则指世界各国文学的不同表现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和接受的形式。
陈寅恪
判定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应有不同标准
在我看来，我们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时，实际上已经至少赋予它以下三重涵义：(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汇总。(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与跨文化视角及比较的视野。(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
既然我们并不否认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且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呈现为不同的形式，那么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也就应当有不同的标准。一方面，我们主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我们对之的衡量标准就应该是共同的，也即这种标准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各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兼顾到世界文学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即这种标准之于不同的国别／民族文学时又有其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发展史就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
林语堂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仍然有一个相对客观公认的标准。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它必须依循如下几个原则：(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在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个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但若从上述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我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傅斯年
转变翻译方向，重塑文学大国形象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一直在通过翻译的中介迈向现代性认同进而走向世界。但是这种“走向世界”的动机多少是一相情愿的，其进程也是单向度的：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去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潮流，仿佛西方有什么，中国就一定要有什么。久而久之，在那些本来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的西方汉学家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值得研究，因为它过于“西化”了，值得研究的只是19世纪末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因此，在中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看来，这种朝向世界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不谛是一种将中国文化和文学殖民化的历史过程。在这方面，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破坏了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机制。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这样一种“殖民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语言也大大地被“欧化”或“西化”了。但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被翻译到了中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创造性想象。经过这种大面积的文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更为接近世界文学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它既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也迥异于现代西方文学，因而它同时可以与这两者进行对话。因此一种新的文学才得以诞生，并有助于建构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步，但它却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在这一过程中，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对西方和俄苏文学的大面积翻译。可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也有自己对世界文学篇目的主观能动的选择。
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时，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在这方面，翻译又在促使中国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文学主流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翻译现状又如何呢？可以说，与经济上的繁荣表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迄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古典文学作品被译成了外文，而当代作品被翻译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有的作品即使被翻译成了外文，也大多躺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鲜有人问津。这自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翻译，其中的复杂因素需另文分析。因此，当我们今天重新估价五四时期在大面积翻译介绍西方学术理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巨大功绩时，也应当指出其中的一个失误，即忽视了向世界介绍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思想。虽然有辜鸿铭、林语堂、陈寅恪、傅斯年这些先驱者们在国际学界著述，但他们的声音毕竟是十分微弱的。今天，一个强大的中国再度崛起，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翻译介绍国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而应当果断地转变翻译的方向，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使得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能够跻身于世界优秀文化学术和文学之林。这应该是我们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重提世界文学与翻译的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2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