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关于词史的二、三话题》（载《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2019.11.25）里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那么《云谣集杂曲子》就是一部最早成集却最后才见天的词的集子。这部最早的唐（或有五代的）词集，在郑振铎看来是词学研究上应具有转折意义。”拙文出来后，我才发现，这段话对、也不对。
对的是仅成集的集名来讲，《云谣集杂曲子》是词曲史上的第一部成集文本。十九世纪末期敦煌石窟打开之后，许多抄本流传海外。《云谣集杂曲子》一样，由伯希和、斯坦因等带到了国外。二十世纪初，国人董授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发现抄录、又经吴伯宛索得石印本带回中国，于1924年（甲子年）印行。（见《世界文库》第二册《云谣集杂曲子·朱祖谋跋》。另，拙文《关于词史的二、三话题》称王国维、罗振玉、朱祖谋、郑振铎文为“序”，实为“跋”。特此订正。）
不对的是：随敦煌学的发展，包括变文在类文字方面的发现和研究，敦煌石窟发现的除了成集的《云谣集》，相继又发现了一些唐及五代的曲子。这此曲子后来以《敦煌曲子词集》于1950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编辑者为著名的敦煌学者王重民（1903-1975）。王重民在“编辑叙录”里讲，《敦煌曲子词集》集伯希和带走的十七卷、斯坦因带走的十一卷、罗振玉藏的三卷、日本人桥川影片一卷，共录曲子词一百六十一首（含残七首），共分三卷。中卷即《云谣集》三十首即1924年印行的《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余额下的一百三十一首分集在上卷与下卷。
上卷集词牌即曲子调共二十八，下卷集八，中卷《云谣集》集十三。除了上卷与中卷相同的“鱼歌子”外，《敦煌曲子词集》共集词牌四十八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这表明在唐或者说在中晚唐时，词已经走上了中国文学史的前台，或者说，词在中晚唐已经成熟。如阴法鲁在《敦煌曲子词集》的“序”写道：“唐代的燕乐（火案，“燕”通“宴”，即酒席之间唱的曲子，从西域传到大唐的曲子）弥漫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因而就出现了职业的（如歌伎）和非职业的（如李白）写词唱曲的人，因而也就出现了如《敦煌曲子词集》所集的这么有数量和份量的词。为什么词会在五代的蜀地茁壮成长为后来引领词曲大踏步走进中国文学舞台中央的《花间集》（共五百首），是因为，在蜀地建政的前蜀后蜀，相对于北方的混乱，蜀地较为安定。又在于唐末从北方和各地到蜀地谋生就业的诗人们，有了较为闲适的生活，这就给予了写“花间”的诗人们更多的空间和机遇。如果说1924年印行的《云谣集》是第一部唐代词集的话，那么1950年由王重民编辑出版的《敦煌曲子词集》，就应算作一部唐词的集大成者。
《敦煌曲子词集》除了一百六十一首唐词（曲子）外，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阴法鲁的“序”，“序”辨析曲子/词的由来的观点，至今依然至理。王重民的“叙录”、“凡例”是敦煌曲子词或词学的重要著述，很多观点都属开创性的。附录中的王国维、朱祖谋等大师级的关于词学的文字，今天看来，依然是词学的座标。
另，《敦煌曲子词集》1950初版初印后，1954、1956年两次再版，之后就没有听说过了。不知今天有没有新的版本，如果没有，这部敦煌曲子词快便沉到历史的深处了。（2019.11.29叙州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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