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 敏
新疆大学新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 余篇；出版有《静默与孤独》《与101 位女作家的私人约会》《巴扎志》等著作10 余部；曾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优秀成果奖。
文学表述中的城市、城里人
与城市生活方 式
王 敏
文学作品中的城市表述涉及到文学表述对城市经验、城里人形象与人际关系、城里人的生活方式等，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所有城市化的文学叙述都与文学的现代性紧密相关，而城市现代化最为显赫的特征便是重新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在新的人地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在这个文学建构的过程中，世界不再以乡土社会的道德秩序建立，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否更多与赚钱多少、生活质量的改善挂钩，而非纯粹与道德水准高低相连。《陈奂生进城记》中那个突然之间摆在陈奂生眼前的“消费”内容以及突如其来的消费诉求，似乎是一个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过渡的隐喻。从肯定现代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认定居民的幸福指数与城市现代化程度成正比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于是，我们看到了“让村里人过上城里人生活”的逻辑出现在诸多文学作品之中，围绕着城里人身份之于乡里人身份的诱惑为主题的人物设定也鲜明地出现在中国东西部文学人物形象的布局之中，东部发达省份的文学作品中，城市精英的人物形象远远多过西部文学作品中的，这似乎也是当代中国地域文学创作的一幅现实图景。
然而，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文学表述中的反馈也并非总是“绝对正确”，“虽然‘现代化’也给城市带来了较宽阔平整的街道、新的设施、相对文明的城市面貌以及跟随时代的娱乐形式，但这一切是以民众逐渐失去代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对大多数受制于城市生活中现实处境的普通读者而言，作品中所投射的城市阶层中的底层民众往往是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也未能收获一个新世界。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财物的飞速积累，致使城市变得越来越趋向于物质主义，这使得文学表述中开始出现针对城市化的反思甚或是“敌意”，有关城市景观、市民身份、市民人际关系以及市民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
城 市
城市中的人以及风物如何构成作家叙事的对象？在中国当代城镇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如何作为公共空间被文学表述？街头巷尾、市列、坊间等城市空间形态在文学表述中是怎样的面向？从现代文学开始，城市在文学叙述中便被作为一种容纳物质上更好的生活空间而具有极强的魅力，如“新的家”、各种现代的设备、便利的交通工具、流动的人群、富有闲余时间的旅游、比乡村更丰富的人际关系等。中国海派文学在通过文学表述现代城市空间方面具有其他城市文学不可替代的传统。对此，陈思和先生有系统而深入的见解，他认为“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姑且称其为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另一种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现代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姑且称其为突出批判性的传统。三十年代的文学史是两种海派文学传统同时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对城市的处理往往将其放在与乡土世界、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加以审视，而在世界文学视野之中，不同的文学流派处理城市的经验又有不同：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具有物质局限性，主人公往往屈从于这种物质局限性，比如左拉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对待城市的态度便是如此；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往往被描述成一种加在自然之上的规范性，需要作品中的人物更好地去掌握这种规范性；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则往往会反思被城市规范性所压抑的东西，特别是被压抑的人性，在浪漫主义作家笔下，城市往往与具有神话感的构想结合在一起；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具有符号性并更多指向一种主观感受，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城市的意义变得隐晦，城市生活更多被限制在地铁、飞机场、电车轨道等交通枢纽系统之中，并逐渐从普遍的共享现实走向一种私人的现实。无独有偶，陈培浩则对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中对城市的处理经验总结为“形式城市书写”“立心式城市书写”“批判式城市书写”和“象征式城市书写”，认为它们既是“城市文学”最重要的写作传统，又是“新城市”写作必须予以辨认和区分的写作谱系。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作为工业化的必然物质性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的精神相距甚远，大多城市文学只是将城市作为背景进行书写，面对城市精神缺少认知，一如朱文颖在《“城市”在哪里?———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一文中所分析的，“城市是物质的，是坚固的土地与虚渺未来之间的中间站……在这样的城市故事里，我们能看到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叙事，场面是好看的，但是——精神层面的叙事在哪里？ 人物的意志在哪里？人物精神的行动、选择如何体现？”
城里人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工业化驱动下的城市化进程所需维持的高效率秩序，必然是要以牺牲一些传统的人文价值为代价。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外来妹》，讲述的是从赵家坳的小山村走出来的打工妹赵小云，在广东打拼，最终如何成长为一名城镇企业负责人的故事，作为改革开放最前哨的省份，在面向大众吸引乡里人转变为城里人的故事叙事中极具代表性，收视影响一度轰动全国。然而，一如“娜拉离家出走后怎样”的命题一样，电视剧中“王小云”的情感归宿也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巨大的个体阶层身份的跃迁与个人情感命运不如意间可以预想到的反差无疑成了新晋“城里人”个体焦虑的“标配”。相当长一段时间，城市文学或曰城市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群构成，都是由作为“外来者”的“闯入者”所构成，这也是社会转型期间，群体分化必然的结果，他们作为最先适应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夹缝生活的群体，诚如曹丙燕在《1990 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的闯入者形象及其叙事伦理》中所说，“……在理性和行为选择上追随以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为表征的现代城市文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又难以与之契合，这也是文化转型时期必然经历的心灵阵痛”。
事实上，今天我们认为一个典型的城里人便是不生产自己食物的人，他获取食物的途径只有通过货币交易，而一个乡里人可以从土地、林地和湿地中生产自己的食物。在通常情况下，城里人与乡里人之间不会有任何矛盾，理想状态是一种共生关系，城里人需要乡里人提供农业物资，乡里人需要城里人提供工业物资。但是，当城市日渐扩张，侵占了农牧业所需的土地，城里人与乡里人的矛盾便产生了。乡里人认为城里人拜金、虚荣、冷漠、物质至上；城里人认为乡里人保守、愚昧、轻信、靠天吃饭。当乡里人经历了城市生活，城里人返归乡里生活，种种摩擦失衡，彷徨迷茫便自然而生了。所以，从社会发展的时间线性逻辑来看，城里人和乡里人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态问题。在范小青的小说《城乡简史》中，范小青通过设计一个“道具”账本，让乡里人“王才”得以窥视到城里人“自清”的日常生活以及迥异于自己的个体感受，那账本上对他而言如“天书”一般的“香薰精油”等诸多他不知晓却花销胜过他一年收入的、过于丰富的物质细节前所未有地吸引他，这个账本成为乡里人“王才”掌握了如何成为“城里人”的间接经验。
一般而言，城市文学涉及对以下四类具有代表性的城里人的描述，一类是来城里读书的知识青年，如刚毕业的大学生、艺术家等；一类是进城的农村与小城镇青年；一类是城里闲逛的人；一类是来城里的生意人、淘金客……可以说，这些人群构成了文学作品中城里人群的基本成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的态度。城市的人群活动大多遵循商业活动的原则而非像乡土社会中遵循与土地相关的活动。因此，对城市归属感的建立，无论个体愿意与否，都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理想化的城市形态与理想的城市人群人格的建立似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它的价值追求是不是要以所谓“最后一个农民”“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作为代价？贾平凹的《秦腔》、李洱的《应物兄》等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命运或多或少都与城里人的人格建立的理想紧密相关。
城里生活
今天社会的主要问题似乎都与城市化过程中个体处理不好城市经验相关：移民与民族问题、犯罪与群殴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公共住房问题、医疗与就业问题、失业与社会福利问题、康养问题、交通问题等等，也因此，许多文艺作品的创作中不得不涉及对待城市生活的态度。城里的生活在作家笔下既是诱惑的飞地又是陷阱之域，作为诱惑的城市之地，对那些进城来实现更高自我的人格构想提供了平台；作为陷阱的城市，又由于城市化的种种运作使得在城里生活的人群不得不付出形形色色的代价。面对城市的诱惑与预设的陷阱，大多数作家笔下的城里人对待城里生活的态度不外乎有二：一种忍耐屈就，一种奋起反抗，然而，无论屈就或是反抗，城市生活更像是一个大型超商，它只提供欲望或者欲望的投射物，却绝不会满足那种欲望，这是城市生活优化发展的内部规律。
城市生活在城市文学的表述中可以被概括为四种特点：其一是凸显城市特点、勾勒城市风貌；其二是呈现城市空间景观；其三是体现城里人的人际关系；其四则是表现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一部城市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来到城市生活时，都要选择体现这个城市特性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便捷是城市生活方式便捷性的主要体现，这使得城市生活更具有机械性，而城市里内容多样却功能趋于一致的街道、超级商场、车站、地铁站、广场、公园、电影院、咖啡厅、摩天大厦等空间都在不同程度地向主人公提供物质刺激。城市的机械性、物质性决定并支配着人物的行为模式。从施蛰存到张爱玲到王安忆的小说中，城市生活都在向主人公提供一个有待成形并符合城市人身份的自我召唤结构，在这个以“理想”生活方式作为召唤结构的设计中，有的人充满活力，有的人精疲力竭。
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城市生活方式诞生于商业利益的主题显得更加主流，那些带着美好愿望进城生活的盖茨比、嘉莉妹妹、爱玛、于连们，每一个努力追求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未来的我”的背后，都有一个不断被放弃或者异化的“过去的我”，如何面对现实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不完美”呢？改变生活方式就能改变身份属性上的不完美状态吗？这涉及到自我的呈现是否需要表演性的呈现，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上海宝贝》为代表的“身体写作”何以流行？在这种写作中，身体展演的欲望、性别意识在城市文学中得以苏醒，并与城市生活方式内含的消费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会产生一种迷惑性，城市生活方式因此被简单解读为一种“适合”过度追求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群体不再是更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群体，而是被简化为一群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娱乐而娱乐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使得城市生活方式失去了它最先比乡村生活方式优越、理想的感召力。
结 语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讲，由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较为缓慢并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过程，并由于它在现实生活中更集中体现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这使得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也更多集中于以“海派文学”“京派文学”为代表的上海和北京作家笔下。城市文学处理都市空间主题的经验，又尤以上海作家更具有代表性。作为中国现代化开始最前沿的城市，上海文学率先将根植于现代都市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移植到国内来，较早地审美发现了现代城市中的文学性，并以“新感觉派”的系列文学创作，开创了中国文学中“城市文学”的书写经验，同时也代表着城市征服乡村最成功的“宣传经验”，时代在他们的笔下变得富有形式感，并足以引领一种中国新生活的配方。
然而，城市文学在中国当下的命运一如它在全世界遭遇的命运一样，一方面，由于其不能概括人类全部的生活经验并在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日益失去其革命性和先锋性的一面使其价值失落；另一方面，城市文明或许自诩为乡村文明、荒野文明的高级形态，但由于乡村、荒野并不能完全被城市所取代，也使得城市文学的通约性大打折扣。
因此，这两年也有不少论者提出，对城市文学的评价不应总以城市精英的标准为标准，也更应该采取一种城市之外的视角观察城市文学的书写，或许能够给我们评价城市文学提供另外的发声位置。李雪就在《城市的乡愁——谈双雪涛的沈阳故事兼及一种城市文学》一文中说，“那些貌似被时代淘汰的城市依然具有自身独特的品质，它们可以丰富我们的城市体验，使我们获得书写城市的其他可能性。或许城市文学不止面对当下，城市文学也包括我们对城市过往的追忆，从而使城与人不仅具有在场感，亦可获得历史感。第二，城市中那些被遗忘的群体，尤其那些与城市一起进化而来的群体，即使在当下处于边缘位置，依然是城市的重要组成。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够发声，文学应当使他们被理解。”
我以为，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城市、超级城市乃至“世界级城市”的定义和边界也在发生变化，这使得书写城市的文学要素也需要被重新概念化，当城市随着其发展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在工作种类、人口组成、阶层组织上变得越来越多元时，有关城市的文学表述与评价角度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也需注意：或许城市最先以为制服、摆脱的东西，其实一直也在从内部对抗它，文学表述应该正视这种对抗并找到表述它的文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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