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艺研究》的老作者，一直想写点有关的文字，而《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的相关活动，给笔者提供了一个契机，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文艺研究》上，笔者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涉及诗学研究、小说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刘永济研究等不同领域，其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一以贯之，即始终不渝地注重辨体研究，注重“了解之同情”，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
陈文新著作书影
关于辨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曾在《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中做过这样的说明：
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辨体的兴趣，并非建立在琐碎的技术性的评价的基础上，相反，它总是从大处着眼，力求宏观地揭示出每一文体的属性。因此，假如我们缺少感性的辨体能力或理性的辨体指导，对古代各种文体“一视同仁”，那是会闹出笑话的。“就举一个文评史上的例罢。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文’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而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言’不得的‘志’。”“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于是这两句话就好比‘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是面’，或‘两口儿同去北京’和‘双双同回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把外来概念应用得不很内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的错觉了。”（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这里笔者大段引用了钱锺书先生的一段文字，是因为那时正津津有味地读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和《旧文四篇》。而注重“辨体”的学术理念的形成，其实既得益于钱锺书先生，也得益于对古代文论的领悟。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8—159 页）曹丕不仅注意到性格类型有种种不同，而且注意到文体类型有种种不同，将两者相提并论，它所包含的判断是：某种文体与某种性格具有内在的联系；唯其如此，一个作家对不同文类的倾心和擅长，就不只是技巧和训练问题，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格和趣味。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人”，胜于读他们的自我表白。或者说，这种无意的表白比有意的表白更为可靠。这样看来，从事辨体研究，是文类研究的需要，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古人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自己或把握世界，我们要了解古人以及古人的生活，也需要留意文体之间的种种区别，尤其是那些微妙的差异。
笔者在《文艺研究》发表的两篇古代小说研究论文（《从辨体角度看明清章回小说的几个特征》，2006 年第 2 期；《“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2012 年第 6 期），可以说是笔者以辨体方法研究古代小说的代表作。前一篇从辨体的角度阐释了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等白话章回小说类型的特征；后一篇从辨体的角度阐释了文言子部小说的文体特征。发表以后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 年第 7 期和《文学遗产》网络版 2012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作为这两篇论文的首发刊物，《文艺研究》在笔者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陈文新：《明清小说名著导读（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陈文新：《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中华书局2019年版
回顾笔者的人生历程，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即笔者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而大学教育（1978 年 3 月至 1982 年 1 月）则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时期。在这十多年的岁月中，尤其是在大学阶段，笔者对“影射史学”的厌倦心理日渐增强。这种心理潜在而深远地影响了笔者的学术研究， 陈寅恪所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理论之所以受到笔者的激赏和采用，缘由在此。
1930 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著名的“了解之同情”理论，就是陈寅恪在这篇审查报告中提出来的：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专著，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 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 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 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38—839 页）
与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理论相互呼应，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也大力倡导“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陈寅恪、金岳霖的倡导具有显著的方法论意义。盖哲学是哲学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理应明确地表达个人的学术立场；而哲学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不同哲学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需要的是“了解之同情”，如果简单化地以个人学术立场来判断研究对象的是非，就不免粗暴浅薄。判断比理解容易得多，而理解比判断更有价值。轻率地判定古人的是非善恶，在学术研究中是很不得体的。
以“了解之同情”作为基本的学术追求，笔者在诗学研究和刘永济研究中致力于准确地理解研究对象而不以判断为首务。在《文艺研究》发表的《从格调到神韵》（2001 年第 6 期）、《细节背后的文学史观——沈德潜三篇佚文的前后因缘之考察》（与王炜合作，2009 年第 3 期）、《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与郭皓政合作，2010 年第 5 期）、《论嘉靖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与李华合作，2011 年第 7 期）、《明代文学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2013 年第 10 期）等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理念。在《刘永济〈文学论〉的三重视野》（《文艺研究》2015 年第 12 期）一文中，笔者指出：“20 世纪初叶，在选择国家复兴和民族复兴的道路时，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论争几乎牵动了所有的文化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形成了紧张的对垒局面。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首举义旗’之人，他本人在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时，总是视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19 年 11 月 1 日，胡适写了一篇长文《新思潮的意义》。在引用了当时的若干定义之后，胡适的看法是，所有定义都太笼统、太普通了。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胡适说：‘总而言之，正如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这句话大概就可包括了我们这个运动的真义。在实行方面，这种批判的态度在这一广义的文化运动中的三个具体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三个具体方面，第一是研究当时具体和实际的问题，第二是‘输入学理’，即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第三是‘整理国故’，即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这种‘革命’的态度，在 20 世纪初叶的思想文化界居于主导地位。”在笔者看来，对于上古、中古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需要有一种超越是非判断的客观理解，对于离我们这个时代还不太遥远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更需要超越是非判断的客观理解。《刘永济〈文学论〉的三重视野》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做的叙述，所注重的正是对双方的理解而不是是非的判断。这样一种研究态度，是笔者所提倡和偏重的，也有幸得到了《文艺研究》的认可。
陈文新：《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孔学堂书局2019年版
“阐释循环说”出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钱锺书、汪荣祖等学者陆续加以发挥，已渐为世人所知。汪荣祖《槐聚说史阐释五篇》列有专篇《论历史阐释之循环》，分别讨论了“个体与整体间的循环”“古今间之循环”“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其要点在于，“单一的历史事件须从大格局中求理解，这是循环的一边；然大格局也须由许多单一史事理清，这是循环的另一边”；“由今可以识古”，“由古可以明今”。“一方面由史实建立通则或理论，另一方面再据通则或理论来检验史实。”（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88—192 页）在这三种循环中，关于“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笔者想多说几句。原因在于，笔者在主持编纂《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有较多的思考。
以赛亚·伯林曾将学者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种类型。“狐狸型”的学者博学多识；“刺猬型”的学者则追求以一驭万的境界，他们倾向于将所知、所思、所感纳入一个宗旨明确、始终一贯的系统。按照伯林的分类，从事编年史研究的学者属于“狐狸型”，他们偏于关注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阐释。这种关注潜藏着一个危险，即“博而寡要”“繁琐失真”。在中国学术史上，两汉是一个重视知识的时代，而章句烦琐的弊端即出现于两汉；乾嘉时期是又一个重视知识的时代，而清代考证家的支离烦琐之弊亦与汉儒相同。如何控制编年史的“文献库”倾向，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知识置于一种体系之中，使这些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使文学史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20 世纪中期崛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史学家工作的好坏与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史学研究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的确，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无不与史学家对它的了解相联系。一个人物、一本著作、一次聚会，它之所以引起关注，与时代赋予史学家的特殊敏感有关。比如，在《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中，我们何以对中国古代的“杂文学”特别留意？这与我们所处的特殊学术周期无关吗？这表明，否认史学与时代的联系是不明智的。而承认这一点，也就是承认了阐释的必要性：历史事实只是提供了素材和背景，它本身不具有彰显意义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站在某种学术立场上选择事实，还要从这种学术立场出发，“疏通”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20 世纪 90 年代的几部断代文学编年史，如《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侧重于做第一步工作，而《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宗旨是：在做好第一步工作的同时，也做好第二步工作。笔者不甘于只做“狐狸”。
2019年，陈文新在韩国外大
如何让“狐狸”与“刺猬”和谐共处？换一种提问方式：《中国文学编年史》如何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又关注“古今之变”？在这方面，笔者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该学派的后期代表布罗代尔明确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关注不同周期的事态，比关注无关宏旨的个别事实更重要。将“长时段”概念引入《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笔者意识到：以往的编年史仅以年、月为纲是不够的，文学史家应将比年、月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联系。在确立了这一理念后，《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上做了相应调整。首先是调整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 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有助于在鉴定史实及编辑史料时达到较高的精确性。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与“长时段”的设计相适应，《中国文学编年史》还纳入了一般编年史所没有的内容，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上述做法是探索性的，学界是否认同，当时我们心里没底。而在《中国文学编年史》尚未正式出版的时候，《文艺研究》就在 2006 年第 9 期发表了笔者据《中国文学编年史》“前言”写成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主旨及特点》一文，这给了我及研究团队巨大的鼓励。2006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一尝试得到了广泛认可。回顾这一段经历，笔者对《文艺研究》确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
作为高校教师，学术写作是笔者的主要人生内容之一。深感幸运的是，在以往的学术生涯中，诸多刊物和出版机构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和支持，而《文艺研究》的帮助尤为不可或缺。谨借“《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之机，向《文艺研究》的各位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祝《文艺研究》的事业欣欣向荣！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