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榜”并非清朝首创，在唐朝时，便已经兴起了。
远在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妓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北宋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妓的畸形“选美”活动，没落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名美其名曰“评花榜”。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挪揄与嘲讽。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个人喜好所定，直到李伯元的出现，才将这种“花榜”真正的赋予了“海选”的性质。
李伯元，字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享年四十岁。李伯元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构思之敏，写作之快，极为少见。他自幼聪慧好学，兴趣广泛，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淡月孤灯之下，攻读不止。
除此之外，他擅长制艺诗赋，善于绘画篆刻，懂得金石考据，可谓多才多艺。少年时期便考取了秀才，名列第一，但是，始终都未能考中举人。仕途的失意，对他后来思想的变化，痛感官场黑暗，敢于起来将其加以揭露鞭挞，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提到《官场现形记》，想来知道的人不在少数。其作者就是这位李伯元，也是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而《游戏报》并非他的第一份创办小报，最初是《指南报》，第二年改办。这份报纸的用意，就如名字“游戏”一样，只说“风月场合”之事，以消遣“玩世”的方式来折射社会现状。
此报创刊伊始，就定下了“惟花榜”的主题。一年内，便发起了首届花榜“投票”活动。既然是面向大众，就要有“选票”的标准。
为此，他制定了“花榜凡例六条”，明确规定了色艺、才调等“评判”标准。评选名次的称呼，则是采用了科举考试的例制，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十名等。“花榜”对于混迹于其中的人不陌生，但是，以报纸形式发起的投票，那就是一桩新鲜事了。
当时，是以“荐书”的方式投票，立刻便得到了广大“嗜花”者的响应。更有“好心”者，还对其中的流程、标准等细节，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游戏报》也不吝啬版面，将其中一些好的函刊出来，和读者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就连洋人也参与了此事。
不过，大概是审美观和国人有差异吧，他们不能理解此次的结果，居然认为丑者反倒位列前茅。然而，备选人当然不会置身事外，聪明者会另辟蹊径，以博得众人的眼球。上海名妓金宝仙就公开发话，她“羞于和那些地位低下者为伍”，还请举办方除去她的名字。
而李伯元，怎会不知她的真实想法，于是，好好夸了一番她的“人品秉性”。当然，这位也没有退出，反而由于爱惜自己“品节”一事，名列二甲前茅。而此事一直被外界所关注，开榜当日，报纸很快一售而光，不得不加印。一共118人当选，一甲3名，二甲30名，三甲85名。
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的都是此事，报馆更是用鼓乐送匾，让气氛达到了高潮。于是，上榜者生意兴隆，《游戏报》销路上增。二者的“联袂”，打造了“报业媒体”和“青楼生意”的互赢格局。
有了一次成功经验，李伯元又开始创新，举办“遴芳会”，要“眼见为实”，让“选民”和备选人见面，说是避免前一次的“不实”。
但是，这其中的一些小动作，又如何规避呢？比如：贿选。所以，效果很不理想。毕竟，少了大众的参与，当然关注者寥寥无几。不过，李伯元并未气馁，在第一次的基础上，拓展了项目。于是，推出了“武榜”和“叶榜”。顾名思义，前者是重“才艺”，后者则是论“陪衬”。
李伯元所开的花榜于庚子年停办，此后，由于其商业效应，引各路人才争相进入。而欢愉场所和报界，也在继续续写这一盛宴。各种小报陆续现身于十里洋场，所用模式几乎就是照搬。但是，这本就是“一时娱乐”，过了新鲜劲，谁也不会再去嚼味。
再加上，大家本就是奔着“钱财”，早没了当初的“消遣”之意，“索贿”就成了常态，倒成了妓女自己花钱打广告。当然，其中一些人也不再涉及此事，这可真的是不屑一顾。有人说，早期开办此类活动，就是一种“算计”。其实，李伯元的用意并非用青楼女子为饵来谋利。
可以说，他只是用了一个特殊群体，来嘲讽这个世道。就如他后来的《官场现形记》，同样，也是用了一个寻常人不能接触的群体，来展示一个个“滑稽”的故事。
李伯元早年中了秀才，后来，就止步不进了。于是，他眼中的世界，就如他的作品反映一般。这种“花榜”，何不是对“科举”的一种嘲讽？只是，更多的人看到只是“利”，而一旦核心变了，也就走味了。当然，这种活动的商业价值，也不能就此抹杀。只是，他的用意，又有谁能真正理解？
有一段时期，李伯元的居住地就是妓院的扎堆地，但是，他不仅不以为然，还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官场也好，风月之地也好，在他的眼中，并无实质区别。大家的表演，不过是在迎合着某种“口味”，至于“卖笑”背后的真实故事，又有几人关心？大家只不过都是在做戏，又何必在意是虚情或是假意呢。
【《游戏报》、《官场现形记》、《李伯元的文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