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不断,他们的军费从哪儿来?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11-11  来源:来自互联网  作者:来自互联网  浏览次数:921
导读

虽然前面三种方法都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每个军阀都有实力做到的,只有势力范围比较大的军阀才会得到其他势力的“青睐”,某些即没有财团支持又争取不到列强支持的军阀,就只好在自己的地盘做点暴利“生意”。 …

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可那时候的军阀混战不断,钱从哪里来?

第一种方法,增加税收以及搜刮民众。

就像《让子弹飞》里葛优说的那句话——“不刮穷鬼的钱你想挣谁的钱啊?”

大清亡了,军阀可以肆无忌惮的加征了。于是各地军阀占领地盘得第一件事儿,就是开展了大规模征税活动。

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军阀们还很有超前意识,他们还可以预征,把未来的税征出来。除了军阀“中央”规定的必缴税赋以外,各地行政长官还私自的增加本地区税收,很多民众都需要负担多重税赋,而这个军阀收税的名义也是发挥出了最大的“想象力”,比如说什么饮水税、婚嫁税、运粪税等“奇葩”税收。

比如运粪税,其就是四川军阀杨森搞出来的,帮城里人运大粪也要收税。

有人写诗讽刺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盖房子要交税,买牲口要交税,杀了牲口吃肉也要交税。反正是雁过拔毛,兽走留皮,除了呼吸不交税,干啥都得交税。他们总会不断的想出新的收税名义,有些军阀甚至“支持”预收税赋,民众必须按照要求缴纳随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税务,河南的军阀把税收到了1950年建国之后,热河的汤玉麟甚至把税收到了1972年,这个超前意识还是很强,足以看出他们的贪婪。

除了农业税以外,还可以设置关卡,收取过往商人的流通税,这叫做“厘金”,是晚清督抚们留下的规矩,当年曾国藩就是靠这笔钱养活的湘军。厘金对民间商贸的打击相当大,直到三十年代之后宋子文整顿财政才取消。

如果拿不出来,士兵们就会进入他们家中进行搜刮,能抵用钱财的东西也会全部拿走。

第二种方法,靠列强的借贷。

中国各地军阀在混战之时,外国列强可是非常“舒爽”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放出大量的贷款以及武器,掠夺的钱财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说东北王就依靠着跟日本的合作才稳定一方,先进的武器以及巨额贷款,让军阀们可以缓解自己的局势。后来的国民政府也跟各国借了近十五亿美元的贷款,这才有了扩军打仗的财力。

不过这种方法只有大军阀才有资格使用,列强们也基本不会跟小军阀有什么合作。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作为一个小军阀,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刮老百姓轮不到他,列强也看不上他,他只能仰大军阀的鼻息生存。但是他另辟蹊径,居然盗了清东陵。

孙殿英把清东陵用炸药炸开,把慈禧和乾隆的墓都给洗劫一空,靠盗墓发了一笔横财。他将盗墓的一部分所得用来贿赂国民党高官,最终在溥仪强烈抗议,中外震惊的情况下,居然啥事没有,吞下了这笔不义之财。

当然了,所谓“援助”,自然不是无偿的,帝国主义不是慈善家,没有回报,他们才不会给中国人半文钱,这些钱需要用主权和利益来换。像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什么都敢卖,什么南满铁路,什么驻兵权,什么吉林矿产,只要日本人肯出钱出枪,东三省没有什么是老张不敢买的。

第三种方法,寻找本土“土豪”支持。

在民国时期,我国的江浙地区是非常富有的,虽然当地商人们都不是军阀,但是他们的财力可是远超各路军阀。

就拿国民政府来说,蒋宋联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江浙土豪们的支持,自从联姻活动完成以后,国民军队就再也没有缺过钱花,整个内战期间蒋介石都是依靠这些富商支撑军队,足以看出这些商人的雄厚实力。

第四种方法,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种植毒品。

虽然前面三种方法都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每个军阀都有实力做到的,只有势力范围比较大的军阀才会得到其他势力的“青睐”,某些即没有财团支持又争取不到列强支持的军阀,就只好在自己的地盘做点暴利“生意”。

以鸦片为代表的毒品生意在民国时期空前“火爆”,这种“商品”的倾销会给贩卖者带来巨大的利润,况且当时上海等大城市对于鸦片的需求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所以有很多的军阀就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让自己辖区的民众将庄稼全部清除,把鸦片种满整块耕地,等到收获完成以后再去上海进行走私生意,很多军阀也因此得到了养兵的军费。

这里面的代表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了,贵州一穷二白,唯一的出产就是鸦片。他在全省范围内纵容百姓们种植鸦片,然后征收高昂的鸦片税,同时收购鸦片卖到他省牟利。就跟当年金三角的那些毒枭们差不多。

此举表面上能赚到不少钱,其实对于贵州没有好处。贵州人民很容易搞到鸦片,导致吸毒的人非常多,男性农民很快就失去劳动力。连黔军士兵都抽,成为双枪兵,没有战斗力、定期要抽大烟,还怎么打仗?

人民因为种鸦片赚钱又比较轻松,连粮食都不种了,需要向外省购买。但外省如果也遇到粮荒,没有粮食可以出售,贵州人就得活活饿死。所以,鸦片只是废了王家烈和一群军阀,贵州老百姓还是一样穷。

以上这些方法虽然都解决了军阀的财政问题,但是却把民众推向了“深渊”,在这个时期生活的民众无疑是非常不幸的。

第五种,巧立名目,收贿受贿

曹锟在河北保定举办六十大寿,顺便封官许爵,北洋政府各部门大小官吏、高级军官、平津及河南河北两省富商均到场贺寿,自然厚礼相送,所收礼金和贿金据称“总价相当于中人之产千余户”,这几乎是一个民国中小型城市的民间资本总额了。

这位直系大佬,曾经的大总统,也因此遭到天下人的鄙视。

第六种,直接创办银行进而滥发纸币

“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取得山东统治权后,于1925年9月在济南开办“山东奢银行”并代理省财政金库,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等,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1600万元;银行累及发行钞票2300万元。

第七种,兴办实业,自强自立

不是所有军阀都那么无耻,也有一些军阀是比较有节操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盘比较稳定,所以对自己地盘的建设很上心,比如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举措,开创工厂、矿场,修建铁路,甚至还创立了山西的银行,发行本省的货币。由于山西一直比较和平,以及阎锡山治省有方,让山西的财政收入节节上涨,成为民国各省中经济形势最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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