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从古至今就是天灾不断，导致数十、上百万人死亡的大灾难数不胜数。如果遇到王朝末期，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就有可能发生。
清末华北地区的一次旱灾，总共饿死一千多万人，受灾人数超三千万。而明朝之前，中国各朝代鼎盛期的人口也不过六、七千万，可以想象这次旱灾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如果仅按受灾人数计算，恐怕为中国历史之最了。
伴随这样巨大的天灾，农民起义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两千多万流民就是两千多万造反大军，只要有人登高一呼，星火随时可能燎原。但是清末这次旱灾没有引发农民起义，因为中国各阶层都有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这次旱灾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1879年仍有部分地区继续干旱。在这三、四年里，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华北地区雨量极少，颗粒无收，受灾人数超三千万，如此大的规模实属中国历史罕见，因此被称为“丁戊奇荒”。
起先是旱灾，随后是蝗灾，把残存的庄稼全部吃光。等到入夏，有些地方又下起连绵的大雨，使各条河道泛滥，淹没农田。整个华北仍以旱灾为主，大部分农田绝产或减少，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面积的饥荒。
横行中国大地的丁戊奇荒，说是天灾，其实更是一场人祸。当时华北地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高利润的鸦片挤占了许多良田，使华北的粮食生产受到影响。华北原本就是人多地少，贫苦农民家里一年的余粮都没有，更何况连续三年的绝收旱灾。此外最可恨的是，清末腐败的官僚，各地官员对当地粮仓的建设贪污，大量的储粮贪污也是导致千万国人殒命的元凶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场鸦片战争让清政府放开了国内鸦片种植，很快就把英国人的进口鸦片彻底打垮。但付出的代价是鸦片泛滥，以及粮食减少，使灾情更加严重。
这场旱灾很快波及到淮北、苏北等地区，无数农民饿死，幸存者纷纷逃出家乡，流民的数量也是创纪录的，两千多万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涌向江南、北京等富庶地区。
而当时正值清政府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一边要赔款给英法两国，一边又要投资煤铁矿业、军工造船机器等工厂。再加上近代化的财政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财政十分紧张，能用于救灾的资金非常少，能够依靠的主要是民间赈灾。
一开始，江南各州县广设粥厂，让流民勉强活命，不致于聚众生事，给地方制造麻烦。清政府也下令富户多设粥厂，很多官员带头捐款，发动本地富户出资救灾，并向流民发放返程的路费。
这是中国历代的惯例，只要挺过当年，等到来年春天，流民便会回到家乡开始播种，但这一次没有这么简单。连续三年的旱灾使灾民越来越多，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官府和富户意识到以往的粥厂救灾不起作用了。
有人开始觉得应该从源头上入手，减少流民的涌入才是根本之法。于是，江南的士绅把救济粮运往北方灾区，就地赈济灾民，不让灾民南流。救济的重点是儿童，只要孩子有口吃的，大人就是再苦再难也会熬下去，这就是淳朴的中国人。
在这次救灾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情况，就是外国传教士的救灾活动引发了中国各阶层的竞争意识，使救灾带上了民族自救的色彩。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公开传教的权利，在很多乡村地区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存在既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挑战，也构成了对乡绅的威胁。官府又偏袒传教士，使得中国乡绅阶层普通对外国传教士抱有敌意。
而传教士往往是通过赈济穷人、医治病人等手段，来发展教众、扩展势力。因此，丁戊奇荒正是外国教会扩张的好时机。无论是江南富户，还是灾区本地的乡绅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任其发展，外国教会便有可能深入内陆，在广大农村发展教众。
在这样的压力下，乡绅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与外国教会争夺救灾权利。并且不断地向灾民们宣传民族自救，不接受外国传教士的施舍。
经过多方的努力，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河南省几乎完全拒绝了传教士的救济，只有山东的部分地区接受了传教士的赈济，这还与山东有英国租界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人民的忍耐力和生产自救能力是极强的，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会拼命坚持下去。1879年开始，旱灾开始缓解，第二年基本结束，流民回到家乡重新开始耕种。一场足以掀起惊天巨浪的天灾终于平稳地度了过去。
